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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18/10/29 16:39:22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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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故纸堆：乾隆年光州戴如煌文字狱案

杨峰

1996年吴秀玉在其《乾隆年间河南的文网笔祸》一文中说：“满清是用血腥镇压统一建立起来的王朝，如顺治二年的‘扬州十日’，屠杀了八十万人；‘嘉定三屠’，屠杀了二十万人；江阴屠杀了九万七千人（薛文郎《清初三帝消灭汉人民族思想之策略》）。又为了怕汉人起来反抗，尤其注意钳制汉人的思想，康熙、雍正、乾隆更继续了这一‘脍炙人口的虐政’，迭兴大狱，以文字狱最为惨烈。因为当时汉族人数有八千余万，满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因此凡是有反清民族意识者，对前明有眷恋情绪者，对现实有感叹愤懑者，只要在诗文中略露狂放词句，甚至只是一字犯其忌讳，便一概落入文网中。文字狱的恐怖气氛瀰漫全国，河南地域自亦不能幸免……清朝的文字狱，自顺治朝开始，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三帝在位一百三十四年，文字狱达八十六起，康熙朝二起，雍正朝四起，余皆为乾隆朝。乾隆临朝六十年，笔祸之持续，竟达四十七年（金性尧《清代笔祸录》），而文网之细密，超过康熙、雍正。”

乾隆四十八年，光州发生“戴如煌《秋鹤近草》案”。

戴如煌，号秋鹤，乾隆癸酉（1753年）拔贡，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己卯科举人。大约十年之后出仕，久在河南商城等县任知县，后升四川达州直隶州知州。

戴如煌任商城县知县时，有一叫胡元杰的人，湖北人，迁居河南固始县（商城县和固始县都隶属于光州直隶州），原以训蒙糊口，后失馆闲居，穷愁无聊，偶翻检两年前一位故友赠送的戴如煌所写的《秋鹤近草》，看到其中《登平台》一诗有“北口烽火，南渡旌旗”句，于是二月二十八日赴光州直隶州衙门控告该诗“隐存叛逆”。知州陈文纬却认为诗句“并无违碍”，胡求赏心切，竟望文生义，胡乱比附，一一说明“叛逆”之意。因为讲得太牵强，陈认为他是借解诗为名，“大肆狂吠”、“实属狂悖不法”。河南巡抚李世杰也认为戴的《登平台》诗“不过咏怀古迹”，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并认定胡“失馆穷愁，却图讹诈”，“所诬之罪，依律反坐”（依《大清律》，就是控告别人所犯的是死罪，审判结果被认定是诬告，则将控告者反坐，判处死刑），请旨将胡“即行正法”（故宫博物院《清代文字狱档》）。

当年正是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年代，胡元杰举报戴如煌的罪名倘被认定，轻则诗的作者本人处死，重则可能灭门诛族。四月十三日，李世杰将河南省的审讯过程和结论上奏，四月十九日，乾隆帝批给三法司核拟结案：“戴如煌所刻诗章，并无违碍，庸无议”。至此，戴如煌这一场历时五十多天的极其凶险的经历，才以化险为夷告终。

“《秋鹤近草》案”同时审明了戴如煌为官尚好，且颇有文才，致其在此后的十几年里仕途正常，到乾隆末年，升任四川达州直隶州知州。然而想不到这达州却又成了戴如煌晚年的命运多舛之地。

戴如煌的高祖是清初平度名人戴埙；戴如煌之孙戴金鼎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山东癸卯科解元（举人第一名）；其曾孙戴恩溥是晚清谏垣名臣。现存的几部平度旧志里，都有他们的传记，却都没有给戴如煌立传。据《清实录》记载，嘉庆初年戴如煌任四川达州直隶州知州时，在川楚白莲教起义中措处失当，先被撤职，到嘉庆五年（1800年）进而奉圣旨在军中审讯。

嘉庆元年，达州及其所属各县是四川白莲教起事最早之地。清廷追究地方官的责任，戴如煌首当其冲，被“革职，留军营效力”。戴如煌因为官声誉颇好，清朝军政大员都以“老疾无能”为他开脱。嘉庆四年正月乾隆老死，嘉庆亲政后，重新查究失事官员。嘉庆五年八月，谕令四川军政大员：戴如煌“在达州任内，借查拿教匪为名，勒索银两”，“实为邪教启衅罪魁”，应即在军中逮捕，“详悉研鞫”。十月，嘉庆帝复批：查“戴如煌并无切实证据贪婪”，其“差役在外诈钱滋事，书役等人已被戕病故”，然“戴如煌任听衙役借端讹索，以致达州教匪首先滋事，自未便因其现无索诈入己确据，致有轻纵”，“戴如煌着在达州枷号三个月，满日，发往伊犁充当苦差。”这就是戴如煌案的最终判决（《清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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