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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从弋阳侨置江南到大唐的两次武装移民闽地

  • xiaofeng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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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18/11/3 19: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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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弋阳侨置江南到大唐的两次武装移民闽地

 



 

 

一:中原战乱,弋阳侨置江南,原弋阳更名定城



 

南北朝至隋唐,我们废“弋阳”之名改称“定城”时,江西有个“葛阳县”被改名为“弋阳”。更奇怪的是,这个弋阳县还有个别称:“定城”。这是怎么回事?清康熙江西《弋阳县志》记载:“弋阳乃东汉侯国,隶汝南郡。魏晋六朝改置弋阳郡。今光州犹有弋阳山也……意或有迁民侨置之事……然事不可考。”我们今天就要先缕一缕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可考”之事。

《大清一统志·光州·建置沿革》记载:“后魏(即北魏)分置南、北二弋阳县,郡治北弋阳……北齐……改曰定城县。”《大清一统志·光州直隶州表·南北朝》一栏曰:“弋阳郡,治北弋阳;南弋阳县,魏分置南、北弋阳县,齐省北弋阳改名定城。”

 

这里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北魏时,弋阳被分为南、北两个,弋阳郡治在“北弋阳”。这可以理解为,“北弋阳”还是原来的那个弋阳城。而分出去的“南弋阳”是因为战争、战乱而不断南向迁徙、侨置出去的“弋阳城”。考察江西弋阳县、以及我们这边的古志书,基本可以确定这个事实。北齐时,“北弋阳”放弃“弋阳”称谓,改称“定城”。

 

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南北朝是南朝和北朝的合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民族大融合时期,上承东晋十六国下接隋朝,由420年刘裕代东晋建立刘宋始,至589年隋灭陈而终。南朝依次是宋、齐、梁、陈;北朝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南朝作为汉族政权和东晋的延续,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奉为正统。

北朝第一个王朝是北魏(386—534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550年,东魏权臣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550—577年);557年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帝,改国号北周。北魏历史至此结束。

南朝宋(420-479年)是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国君姓刘,又称刘宋;南朝齐(479—502年),为萧道成迫使宋顺帝禅位所建,史称南齐或萧齐;南朝梁(502-557年),由雍州刺史萧衍取代南齐称帝;南朝陈(557—589年),史称南陈,为陈霸先代南梁所建立。陈朝建立时已出现北强南弱的局面。陈霸先于永定三年(559年)病逝,由其侄陈文帝陈蒨即位。

 

下面我们看图说话。

 

 

北魏、刘宋对峙图



从此图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此时的弋阳郡属南朝宋,接近北魏对宋战争的前线。时间节点在:422—445年,北魏数次南征时。

 

北魏、南齐对峙图



由此图可以看到,南朝齐已取代了南朝宋与北魏对峙。此时的原“弋阳郡治”位置已经没有了标注。这时的弋阳郡治似乎已侨置到江北一带,即南弋阳。此时被称为“北弋阳”的原“弋阳城”,只是对过去的一个记忆了。这个时间节点在:479—502年。

 

南朝梁国



502-557年间,南朝梁取代南朝齐。梁武帝初期,北魏在汉化运动后矛盾丛生,国力渐渐输给南朝。503年始,北魏与梁会战于淮南大败。梁武帝虽有意北伐,但范围不出淮南地区。516年寿阳之役后,梁因损失过大暂停北伐。534年,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547年梁武帝在离原“弋阳城”仅十几公里的在南光城新置光州,治所为光城县(今光山县)。这里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此时的“北弋阳”或者说原“弋阳城”已被敌国所吞并,并且,南北方在随后的若干年中,在今潢川、光山一带形成了一种战略平衡。南朝梁为巩固边防、方便屯军,所以在边防紧要处新置“光州城”以对抗东魏。

550年,东魏权臣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北齐建立。后来的事,我们已经知道,史书上记载:570年,北齐政府改北弋阳名为“定城”,治所在今潢川南城一带。

 

北齐地图



看《北齐地图》可知,此时的北齐,已经尽享长江以北的土地了——包括已经侨置走了、被废弃的“北弋阳郡治”的“弋阳城”,以及梁武帝为对抗北面威胁在光城县成立不久、可以屯军的“光州”。此时的南朝也进入了第四个朝代,即陈霸先建立的陈朝。

可以想见,因江北已尽属北朝,此时侨置不断南迁的“南弋阳”,已被迫渡过长江。这时因政权的变迁,南北力量对比南朝已明显转弱,侨置的“南弋阳”回迁无望,“南弋阳”的官员们只能变侨置地为永久居留(今江西弋阳县),这在专业术语中被称为“土断”。或因已有了南边的“弋阳县”,稳定后的北齐政权就索性把我们这边的原“弋阳城”更名为定城。

因为这一段历史弋阳、定城二名称互用,再加上两地间因侨置地的缘故,民间骨肉血脉亲情人员往来频繁,南弋阳,也就是今天的江西弋阳县,又有了“定城”的别称。

葛剑雄先生《中国移民史》333页记载:“淮西入魏时,七郡民不愿属魏,连营南奔。”葛亦云:“江西、湖南二省距中原已远,移民到达的较少,仅在北部一小部分设置了几个侨县。”侨置的“南弋阳”就在葛先生所说的这一小部分“侨县”之中。

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专家,葛剑雄的分析与我们在前面的分析指向是一致的。那就是:随着北魏南疆界的不断南移,弋阳城成为边界争夺之地,南朝宋、齐之时,分置了南北两个弋阳,随着战争的临近,北弋阳成为废城,政权及原住民随着侨置的“南弋阳”不断南移,直至北齐尽享长江以北的土地时,南弋阳被侨置在长江以南、今江西弋阳一带。后来,北方越来越强大,北齐改北弋阳为定城,侨置的南弋阳只能变侨居为永久了。

 

二、大唐的两次武装移民闽地



 

唐初的泉潮间,多是蛇豕出没的荒凉地区,公元669年,“蛮獠”首领雷万兴、蓝奉高,联合苗领苗自成及广寇陈谦、陈诚等,发动了对抗官府,进而攻城掠地的“啸乱”。唐朝派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光州人陈政,率卫戍山西边疆的3600名府兵疾驰南下入闽平乱。后来再命陈政之兄陈敏、陈敷在家乡光州招募5000余将士,入闽支援,同行的有魏母及年幼的陈元光。从669—819年,陈氏祖孙六代前仆后继,继往开来150年,使闽南包括闽西、粤东等地区从蛮獠啸乱之地变为“畿荒一德”,汉蛮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富庶之区”。漳州亦成为八闽名郡。创建这一伟业的,正是包括陈政、陈元光所率领的光州将士及家眷,人数近万名,目前可考者87姓,他们全部落籍不归。这批光州移民及其子孙,成为闽南漳州及泉州、龙岩和粤东一带的居民主体,其后裔于三、四百年前,又繁衍迁播于台湾和东南亚及海外各地,为台湾地区的开发和东南亚及海外社会的发展,为中华文化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影响深远。

 

在唐末,黄巢起义,攻陷长安,天下大乱,群雄割据。后来占据福建的“三王”,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英雄的时代。《资治通鉴》记载:“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王绪攻占光州后,“于境内召士民以广部伍。”王潮三兄弟就是这个时候加入王绪军的。在当时,秦宗权称霸蔡州一带,自帝号,补署官吏,“恃势侵凌四境。”占据光州的王绪自知不足以与其对抗,便投靠秦宗权求一时之平安。秦宗权遂封王绪为光州刺史。885年,“秦宗权召王绪击黄巢,绪迟留不前……”,亦有记载“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总之,“宗权怒,发兵击之”,王绪自知不敌遂率众南逃。

王绪军离开光州后,方向十分明确,那就是尽快摆脱秦宗权的追击,往南寻求发展。因为当时中原一带以及北方都是拥兵自重,势力强大的地方军阀的地盘,很难有立足之地。王绪军沿着“光州—江州—洪州—吉州—虔州—南康—临汀—漳浦—潮州—漳浦—泉州—沙县—泉州”行军。入闽后,随着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王绪忌才多疑的性格逐渐暴露,搞得军中人人自危。至南安,军中发生政变,绪为王潮等幽禁而自杀。“卒奉潮为将军。”

王潮领军后,考虑到长期奔波作战,疲于奔命,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遂想回到熟山熟水的故土,可能更有发展的机会。他们决定向北进发,杀回河南。此时的义军一改王绪“所至剽掠”的作风,军行整肃,给闽地百姓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泉州耆老张延鲁等众奉牛酒赶到沙县请求王潮军回师泉州,救泉州百姓于水火。这是上天给了王潮军一个立足福建的机会。“潮既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之”。893年5月,“潮入福州,自称留后”。声威大振,尽有福、建、漳、泉、汀五州之地。同年十月初四,唐朝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为副使。至此,王氏兄弟完成了对福建的统辖和治理。

 

三、对弋阳侨置江南以及大唐两次武装移民闽地渊源的思考



 

当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建立南陈时,当陈伯山(550-589年)被封鄱阳王、实际掌控不能再北还侨置的南弋阳时,我们是否发现其中的蹊跷?

一,在南朝,葛阳属江州鄱阳郡。而这个葛阳就是南弋阳侨置之地,并最终被侨置的“弋阳”取而代之。而此时的陈伯山为鄱阳王,是鄱阳最高统治者,也是实际上管理侨置“南弋阳”的最高长官!陈伯山是南朝陈世祖陈蒨第三子,是南陈开国帝王陈霸先的侄孙。

《台湾陈氏族谱》载,陈霸先的堂兄弟陈霸汉,闻陈霸先废梁自立而“惧”,返河南光州司大宗。陈霸汉的祖父景文任汝南别驾,其父伯绍为合浦太守,他则返回老家管理嫡系长房宗制事,寓居间生子果仁;果仁生子克耕;克耕生子政。因此记载,我们可以理出这样的世系传递线索:陈元光父政、祖父克耕、曾祖果仁、高祖就是陈霸汉。从陈霸汉在光州“司大宗”,到陈政带领陈元光从弋阳出征闽南,建功立业,陈家的“大宗”祖庙一直在光州,即今天的潢川。而此鄱阳王陈伯山就是在光州“司大宗”的陈霸汉、陈霸先堂兄弟的第三代。正是在他管理鄱阳郡时,原“弋阳城”被侨置在他的治下,并改原县名“葛阳”为“弋阳”。

二,今天有天下陈氏出义门之说。义门陈氏亦称江右陈氏、江州陈氏。是发源于江西德安车桥镇一个江右民系家族。而这个“德安县”在三国、晋、南朝时叫“历陵县”,亦属鄱阳郡,即同属鄱阳王陈伯山管辖之下。透过康熙江西《弋阳县志》记载,我们知陈氏在“南弋阳”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义门陈与因陈元光南开闽漳发扬光大,源于弋阳城的浮光陈氏又有什么样的关系与渊源呢?

三,江西弋阳县处于自古中原入闽的兵家必争之地。汉武帝征东越,第一路既是出武林,由崇安分水岭入闽的。武林就在江西鄱阳县,由此前行入崇安县分水岭,二千年来,为入闽要道。在此要道江西福建交界的邵武,因地势险固,易守难攻,故名“铁城”。今天邵武的和平古镇还是世界黄氏宗亲寻根拜祖地之一,而他们的黄氏远祖就来自唐时的光州。

一切都是那么巧合吗?弋阳陈氏的后人陈伯山封鄱阳王;战乱中,原“弋阳城”又侨置在鄱阳王的治下;陈氏在鄱阳郡及弋阳县的崇高地位;一百年后,来自原“弋阳城”的陈氏后人,与“鄱阳王陈伯山”有着血缘关系的陈政、陈元光又经“南弋阳”进入闽地,开漳拓土,建功立业。这一切都仅仅只是巧合?还是必有关联呢?

 

唐初陈政父子奉诏入闽以及唐末王氏兄弟义军入闽,是两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大移民,影响深远,奠定了光州作为闽台祖地的地位。

考察唐初陈氏父子入闽平乱的历史,我在想,朝廷为什么会派陈政千里赴闽平乱?这里是否有很深的历史渊源?

一,汉武帝两徙闽越民居江淮间,以及三国两晋间包括豫南弋阳人在内的大量中原士族入闽,这是两地间历史的血脉渊源。

二,1991年贝闻喜先生《潮汕历史文化的主要开拓者陈元光》一文说:陈克耕先世家颖川,隋时由北方南来任义安郡丞(潮州府的前称),隋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陈克耕赞唐李世民征讨临汾等郡,事定,论功封宣威将军。陈克耕作为一位但任保卫边塞职责之义安郡丞,长期镇守义安并携眷来此定居以至生儿育女是完全可能的,陈元光的父亲陈政兄弟可能就是在义安出生并度过童年生活的。后来陈克耕因年老回光州老家,649年卒于光州。669年,潮泉啸乱,朝廷以陈政刚果有为,又随父驻守过义安,熟悉当地,故委以岭南行军总管,率军千里赴潮平乱,这就是其家庭的历史渊源。

三,陈政父子千里出兵闽地,是否还有原“弋阳城”正侨置在中原入闽的兵家必经之地江西弋阳县的原因呢?以及两地陈氏传统的血脉渊源?这些在交通不便、后勤补给十分困难的古代,对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都至关重要。

 

再看王潮兄弟入闽。我不否认,现在有很多资料、族谱记载王潮兄弟“光州固始人”,但讨论唐末这次由“光州城”出发的武装移民,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光州固始的移民”。理由有五:

一,寿州王绪起事,西行攻下光州,接受秦宗权管辖封为光州刺史。绪占光州三年多,招兵买马,扩张势力,绝非只招固始籍兵员。可以说,他的部队是由寿州、光州及下辖各县的兵员组成。

二,885年,因矛盾激化,绪匆忙南逃时,亦是从“光州城”出发的。在王绪的胁迫下,随军南迁的,亦有大批的“光州治”民众。葛剑雄《中国移民史》记载:“唐光启元年正月,王绪、王潮率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县)人约二三万,经江西进入福建。”再有,南逃时,决策者是王绪及其妹夫刘行全,王潮只是部将之一。以王绪多疑的性格,不可想象,这数万人都是王潮“固始籍”的亲信人马。

三、王家与光州关系密切。道光《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记载:三十九传晔,“守定城(今潢川,时光州治所在)宰”、“四十二传恁(王审知父),字以诚,赠光州刺史”。有关王潮五世祖晔,《固始移民资料简编》认为,其先为固始令,后调任定城宰。王潮的妹夫曾延世早于王绪入光州,即官光州团练使、光州刺史。族谱记载,王审知的儿子“王延武,右散骑常侍、光州长史”。今天,我们如果仅仅因为“晔”曾任职过“固始令”,就强调王氏固始人的身份,那么其后升任“定城宰”,乃至其后世“光州刺史”等任职,可以说王家与“光州”的关系更为密切。

四,顺治《光州志·人物考》记载:“王延嗣 州人。唐亡,梁太祖拜王审知为中书令,封闽王。延嗣力谏曰:‘义不帝秦,此其时也’……”。《明一统志》亦记载:“王延嗣 光州人……”。它们都来源于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的《王延嗣传》。这是对闽国历史极早的记载。由此传可知,王延嗣是王审知的族侄,自幼失怙,由王审知养大,他参与了王审知很多重大的决策过程。是否奇怪,王审知“光州固始人”的身份,其族侄却为“光州人”?《王延嗣传》又有:“寿春王绪攻陷光州,得潮兄弟,相持大喜曰:‘恨相得之晚。’因留军中计事。”这个记载也颠覆了过去常说的,王绪攻占固始,王潮兄弟附之说。

还有很多部将在史志中明确记载为“州人”,比如“詹君泽”。《光州志·人物考》记载:“詹君泽 州人……”,弘治《八闽通志》亦记载:“詹君泽光州人……”。

另外还有一些不容忽视的细节。北宋史学家路振在其《九国志》中说:“王氏父子据有全闽……一时浮光氏族,多与之俱南。”我们都知道,“浮光”正是对光州的代称。及至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陆游撰《傅正议墓志铭》云:“唐广明(唐僖宗年号)之乱,光(州)人相保聚,南徙闽中,今多为士家。”这些“光州人南徙闽中”的论述,后来为什么都变成了“光州固始人南徙闽中”了呢?

五,三王开闽”具有其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战乱使得数万光州民众在王绪胁迫下,随军南下,转战赣、粤、闽。此次南下,并不像唐初陈政父子目的地明确的“奉命靖边”,王绪是为了摆脱秦宗权的追击,一路南逃,寻求可发展之地,这是其偶然性。但王绪王潮却是“循迹而来”:“泉潮间”背山面海独特封闭的地理优势,对战乱连绵的光州而言,无疑就是世外桃源。而光州陈政父子祖孙六代在福建漳州近150余年的经营,两地间原本就存在的错综复杂的宗亲关系及频繁的往来,都是此次南逃的关键纽带,这是其必然性。据《潭西书林余氏族谱》载,王审知安定闽中后,“中土士族以闽峤僻左右,可以避世,故多依焉”。可以说,都是这种“循迹而来”的具体体现。                

 

历史会有偶然,但更有很多必然。考察南北朝战乱中弋阳城侨置到江南,再到大唐从光州出发的两次武装移民闽地的军事行动,我们是否发现其中有很多藕断丝连,互为因果,割不断理还乱的血脉渊源?以至于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站在厦大的讲堂,正本清源,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必然的渊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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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开锁5559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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