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记忆：光州与陆上丝路、海上丝路
杨 峰
光州作为人烟辐辏之地，地处豫东南的中心，具备发展商贸业的优越条件。历史上，光州深受重商历史传统的濡染。早在春秋时期，光州的商业己经萌芽，黄国都城所在地潢川己经创造了非常繁荣的农业、手工业。8世纪以后，光州的商业日益发达，不断扩大与外地的商贸往来，光州本地丝绸远销到福建的闽国，丝毯销售到山陕等地，中药材进入到了湖北、湖南、安徽甚至是江西的市场。宋代，由于商贸业的发展，传统的城市格局己经无法适应需要，封建地方政府另建光州新城——北城，扩大了贸易活动的市场，当地所产的茶叶、猪鬃、丝绸、石斛等商品广泛外销，尤其是政府在这里专门设置了茶叶收购市场，形成了茶叶种植、销售的完善产业链条。
光州不仅有发展商贸业的历史传统，而且水陆交通便利，这里官道、驿道交汇，小潢河纵横全境，区位优势突出，成为连接豫东南乃至安徽、湖北的交通枢纽。早在唐代这里就己经修通了驿道，路宽可以供两乘马车并行。开光官道自开封南行至汝宁府，再由汝宁东南行，经息县至光州；淮南西路官道自信阳向东行，经过罗山、光山、光州至固始，途径潢川境内的樊村铺、州总铺、胡坊铺、伞陂铺、官渡铺、桃林铺、春和集等众多乡镇；州南官路由潢川直通商城县，途经境内的亚港铺、经坊铺、胡丘铺、江家集铺等多个乡镇。光州水路也非常便利，“沂淮而上与顺流而下者，墙艘如织，不舍昼夜，吴越之货糜集，生民之利不匮。”
在光州的历史发展中，还曾经是陆上丝路的起点；而光州移民闽南的后裔，更是海上丝路的开拓者与实践者。800多年前，宋金对峙，淮河两岸成为“战与和”的舞台。淮河南岸的光州已经成为南宋的“边城”与“朔方”。发端于宋与契丹的北方边贸区——“榷场”，随着金兵的铁骑一路辗转南下，在宋金对峙的淮河两岸终于能“于稳便场所起置”（《三朝会盟汇编》）。两宋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光州
繁荣的农业，发达的商业、手工业土壤共同演绎出光州的边贸特区，光州也由此成为陆上丝路的起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中渡镇在州北淮水侧。 ……是时宋与金人以淮为界，设榷场于光州，谓之中渡镇。”《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记载得更具体：“乾道元年（1165年）九月十五日，诏光州中渡市建置榷场。于是知光州郭均申请：乞从朝廷支降本钱，或用虔布、木绵、象牙、玳瑁等物折计降下，内合置官吏及应干合行事件，乞下户部检照盱眙军榷场申请到指挥全文行下，以凭遵守。从之。”据此可知1165年九月（阴历）月圆之日是中渡镇设榷场具体日期，光州知州郭均当为破土动了第一镐。
金融战的需要，南宋在边境只流通铁钱。中渡镇设置榷场后，需要更多的流通货币，光州钱监应运设立并铸铁钱。绍熙二年(1191年)七月，“置检踏官二员，内一员舒州置司，往来兼管舒州、光州钱监事。（《宋会要辑稿·职官》），这反映南宋光宗绍熙二年七月，光州监已经设置并铸钱。
南宋铁钱中的稀见品—绍熙元宝背“光二”实物
《两宋铁钱》中相关拓片
南宋为什么要“诏光州”在中渡镇置榷场呢？除了《读史方舆纪要》明白地告诉我们此时宋金以淮为界，中渡镇就在光州北边的淮河岸边，据署名作者吴太元的文章《息县地名故事——中渡店》分析道：中渡镇成为边境贸易“榷场”的原因有四：一是中渡市处在弋山（濮公山）北开阔地，便于监控，在山坡上设一瞭望点便可对榷场一览无余，若遇突发事件，也好应急处置；二是地处优良渡口附近，便于商人与货物往来于中渡与河对岸的淮河渡间，尤其金国“泰和八年（1208年）八月，以与宋和，宋人请如旧置之，遂复置于唐、邓、寿、泗、息州及秦、凤之地”（《金史·食货·榷场》），迁光州榷场于此，中渡与息州两榷场隔河相望，“中息”往来比“光息”更为便利，“于稳便场所起置榷场”，此地安好；三是安全系数提高，“隆兴和议”后，“乾道六年（1170年）春正月辛巳（阴历三十），复置光州中渡榷场。”（《宋史?本纪第三十五?孝宗三》）一个“复”字，侧面说明光州的榷场“移植”于州城之外所属的中渡是有考虑的，“探子”不易混入州城之内，确保边境城守安全也应是条件；四是近在茶叶集散地，金人“市井茶肆相属”，茶“自宋人岁供之外，皆贸易与宋界之榷场”（《金史?食货四》），北宋“在淮南则蕲、黄、庐、舒、光、寿六州，官自为场，置吏总之，谓之山场者十三。”（《宋史?志第一百三十六?食货下》），南宋时六州茶场衰落，但中渡镇于淮南是“善商贾”（《宋史?地理志》）之地、淮南茶又“以光州上”（《茶经?八之出》），在此完成榷场的大贸易——茶的博易，供需双方应该无异。
再说海上丝路。光州在中原腹地，远离海洋，但追踪海上丝路，似乎还真离不开对光州的探究，这源于光州与闽南的血脉渊源。研究闽南的文化和历史，离不开三个问题：闽南的范围、闽南文化的起源、海上丝路。关于闽南的范围是很好界定的，现在所说的闽南主要指“厦、漳、泉”金三角。古代，闽南地域范围则要大得多，北部包括了今天莆田仙游等，西部包括了龙岩漳平等，南部则包括了今天广东的潮州汕头揭阳等。闽南地理位置独特，北部、西部都是大山，东面则是海洋，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
关于闽南文化的起源，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福建设置闽中郡，就开启了中原文化与闽南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先有闽南人的数次北上：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在秦末曾率部参加反秦的战争，“从诸侯灭秦”，随后，又在楚汉相争的过程中，“无诸、摇率越人佐汉”，这是有史记载闽地原住民首次大规模北上中原；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攻打东瓯，武帝派遣严助领兵救东瓯，闽越兵退。东瓯惧闽越，请求内附，于是徙其民居于江淮间；元鼎六年（前111年），闽越王郢之弟东越王馀善反。元封元年（前110年）冬，汉兵攻打东越，杀馀善。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值得注意的是，闽人大规模北迁的居住地都是“江淮间”。
随后的两汉末年到三国两晋乃至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原每有战乱，大批汉民南向逃难迁入闽南地区，与之相伴的是中原文化的南移。考察闽地的历史，闽地大开发的序幕是从唐代开始的，闽南文化的形成，也是和唐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唐代，因奉诏靖边和举义，从光州出发的陈元光及王潮领导的两次武装移民，也奠定了光州作为闽台祖地的地位。闽南人从中原走来，将中原文化在闽南弘扬、发展，形成兼具农耕文化与海洋文明的闽南文化。在其后又由此出发，东渡台湾，南下南洋，形成了上接中原、吴楚，下续台湾、海外的具有世界意义的闽南文化。中原移民在入闽之初，秉承中原文化的传统，也是以发展农业为首要任务。他们开屯建堡，营田积粟，兴修水利等，至今在漳州还存留有当年的“军陂”“圣王陂”等遗址，可以说和我们这边楚庄王时先贤孙叔敖所主持兴建“期思陂”、三国魏时贾逵为豫州剌史时所造的“小弋阳陂”等一脉相承。陈元光十分重视疏通河道以便航运，其部下有专职九龙江河道治理的官员（刘氏三兄弟），这都是从发展农业和有利于行军角度出发的。刘氏三兄弟治理河道后推行“嘉禾两度新”（一年二收）农耕制，促使当地百姓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
中原移民在到达闽南后，面对大海，首先发现的是各种海产品对食品的补充。随即也看到了海上贸易的好处。但前期主要是外商前来贸易。所以当时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唐
张循之《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岛上来”（唐
韩偓《登南神光寺塔院》）等诗句流传。闽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闽南文化学者汤漳平先生说，闽南人海洋性意识的形成期，是在宋元。当时大量中原人连续数百年的移民闽地，使闽南从原来的地广人稀转变为人口稠密，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格局又制约了粮食生产的无限制扩大。于是闽南人这才将目光从沿海平原转向东面的大海。他们看到海上贸易能带来丰厚收益，因此开始走向大海的进程。至元代，泉州港超越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口。闽南人海洋意识的成熟期以明末郑氏海商集团的形成为标志。此时的漳州月港，打破明王朝的海禁，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月港海外贸易也超越福州、广州。
而今，闽南文化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海洋性。我们考察这一历史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海上丝路正是受正统中华文化影响才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并非一些人所认为的顽固保守、故步自封、一成不变，那是对中华文化的误读和无知。传统中华文化精髓由中原移民留在了闽南，那就是进取与变通。中国最古老的哲学是《易经》，讲的就是变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就是闽南地少人稠后，通过海上丝路向外发展的哲学基础。
汤漳平说：“海洋意识的形成，正是闽南族群自中原移徙闽南之后，在长期和海洋的接触中，逐步认识了海洋的生存之道，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了开放的意识与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支撑并加强了这种意识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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