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李潘墓志》透出的光州弋阳信息

《李潘墓志》透出的光州弋阳信息

杨 峰

《李潘墓志》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年代为唐开成五年（840年）。全称为《唐故朝议郎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潘）墓志铭并序》，铭文由（唐）“亲兄将仕郎前守京兆府武功县尉（李）恭仁撰”，（唐）“处士萧子真书”。墓志尺寸为63×62cm，38行，行39字不等。

李潘墓志铭原石藏于张坊千唐志斋，该墓志在书法史上的成就备受好评及重视。荣宝斋出版社选自千唐志斋博物馆收藏之精品的“唐代稀见墓志书法精选”系列，2017年12月就出版了《李潘墓志》一书。

从东汉到隋唐，墓志作为一种记载书写方式，其规范和文风的变化能体现时代风气的转变和社会各阶层各族裔的人士寻求自我塑造的过程。墓志固然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体现绝非是单一和直接的，也不是一触即发的。墓志本身作为一种文体也受到文体观念和书写习惯的制约。有些唐代墓志中的书写习惯，与较正规的官方楷书有些差异，这从南北朝后期的墓志中我们也可发现，也就是说墓志的书写有着自己一套约定俗成的方式。目前唐朝墓志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有足够的样本可以让我们去寻找其书写习惯形成的轨迹。　　

《李潘墓志》书法运笔自然流畅，捺脚重按后显得上肥劲利，使得笔画粗细不同，对比强烈，又具有新意。字体优美，刻工精细，其笔画方折峻厉，而亦参用圆笔，直画收笔多作悬针形，凝练端正足以并驾浑脱细腻之风。

除了正常的书丹之外，刻工的随意之处更是值得注意，也就是刻工对于墓志书法的“二度创作”。比如“问”“乃”等较为简单的字形结构，在《李潘墓志》里呈现出来的空间结构并不是特别的严谨，正是这种“误差”，让我们看到刻工的机智敏锐，根据墓志的石质特点和整体布局对结字略加调整则成佳构，匠心独运，巧思妙笔。每到起笔之处，总是于法度之外而近乎自然，收笔之处更是得奇巧天趣。结体生动活泼，鼓侧变化鲜明，形成了一种秀丽多姿的风格，在唐代碑版楷书结体多严谨端正的庞大阵营中别具一格。如折木旧痕，深藏于石头骨髓，结体的坦荡自然。不好说那个年代的书写者内心是秉着书写的自由还是对于逝者的哀悼之情，反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品墓志，书写娴熟，无不体现着一种磊落大气，一种俊迈豪气，每一个字的空间里也都充满着智慧之光。

 

李潘墓志铭

唐故朝议郎使持节光州诸军事守光州刺史赐绯鱼袋李公（潘）墓志铭并序：

公名潘，字藻夫，先世赵郡赞皇人，分继东祖之后。皇赵州司马府君诠之曾孙，皇检校司门员外郎府君章之孙，皇赞皇县令府君并之第四子，博陵先夫人之生也。

呜呼！始生六年，就学师训，明惠聪敏，有若生知，目睹必记、耳闻不忘。尝侍于伯兄，傍闻左氏，至于废兴理乱褒贬善恶之深旨，发问必对，贯达无遗。家于常山，太守郑公灒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特表奏闻，策中有司别敕同孝廉登弟，时年才八岁。其后讨览经籍，九流百家之语，靡不该通，著诗业文，名显当代。自幼居艰疚，号毁逾礼，有曾闵之行，闻于乡里。无何，长庆初，常山帅王承宗殁于镇，镇卒逼其弟承元主其军，且袭父兄之位，因而请焉。承元幼懦，辞进不决，公乃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敛身归国。朝庭果奖承元之节而授钺于滑台，始去常山。当是时也，自天宝末，两河之风未变者唯渔阳一镇耳，因请承元，飞檄于范阳节度刘总，洞晓君臣之礼，大开逆顺之端。其明年，刘总来觐，河朔之地，晏然削平，皆公之秘略也。承元以公有诚，尽推毂之力，遂奏囗评为巡官，转掌书记。及王公移镇于岐，累授里行殿中侍御史职，历节度判官，以至加朱绶，为副倅。久之，王公换青州，以公为检校都官员外郎副平卢军使。府幕十年，始终一贯，多尽勤尽，时论多之。既王公谢位，中书舍人崔公蠡雅重器能，惜其忠厚，条疏文行，冬荐于有司，制授均州刺史。议者以公蕴蓄志业，屈于小郡，用展名实，有称纪纲，乃征拜侍御史。属宪府更易，直道不合，出为江陵少尹转光州刺史。其为官也，以俭洁自守，疾苦者必问，惸困者必活，惩劝必行，奸蠧必息，凡至所理，人多怀思。故长安令崔瑝、金州刺史从父弘庆、主客郎萧杰交举自代，在御史府亦累累荐请，则为官之业可得见矣。其在家也，孝以奉上，悌以事兄，慈以抚下，仁爱敬睦，天禀其性。况于伯仲之间，常先筮仕，南北从宦未省相离，至于孀孤无不聚处，抚训孤稚均布资财，中外无间，休慼必同，亲族之内谁不仰伏。以是骨肉良贱，常不啻数十人，和洽闺门，咸得其所，则为家之行，有以察矣。其于友也，汲汲仁义，孜孜接物，负其然诺，以事宾朋，虽胶漆金石，未足方比，今江夏崔公蠡、春官侍郎柳公璟、中书舍人裴公休、天官郎崔公球、柱史刘公濛，并交道之深契也。此数君子，或望高多士，价重当朝，虽名位不侔，而廁接行止，与游之分，无愧平生，则为友之道可以表矣。哀哉！福善何在，天乎不仁？履行及此，夭而不嗣意天道之不足信侍，痛矣夫！以开成五年八月三日染疾于位，殁于弋阳官舍，享年五十。……

墓志铭随后介绍了“先茔以其年十二月廿四日葬于洛阳县平阴乡从心里之原权也”，以及李潘夫人乃博陵崔氏女（崔乃开元时崔沔弟崔倰之孙，属博陵崔氏第二房，亦为显族）。

光州翁汪可先生的《唐宋光州刺史（知州）》一书详细介绍了李潘的生平。我们可知李潘生于贞元六年（790年），卒于开成五年（840年），是成德当地成长的士人，其“就学师训”“著诗业文”，恪守丧礼，与河北以外的士子并无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还在八岁时，就被“以文畏，佐以学”的郑潨之弟郑潢目为“奇童”，并将他推荐给成德镇节帅（王武俊），经“奏闻”朝廷，被“有司别敕同孝廉登第”。正是这一位受到良好儒学教育、恪守儒家规范的李潘，在以后的王承元“敛身归国”事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潜运音计，密择机宜，诱掖承元”）。如墓志所记属实，李潘在承元归朝不久，发生的幽州节度使刘总“释兵柄入朝”事件中，有密谋筹划之功（“皆公之秘略也”）。而在王承元以后的出征生涯中，李潘也始终是他最重要的谋士和助手。

而我更关注的是，李潘为“出为江陵少尹转光州刺史”“以开成五年八月三日染疾于位，殁于弋阳官舍，享年五十。”据此可知李潘是在光州刺史的任上，染疾死于“弋阳官舍”的。史书记载，“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改弋阳郡为光州（治光山），以定城为弦州（隶光州），领定城县；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废弦州入光州，属淮南道，领定城、殷城（今商城）、光山、乐安、固始5县。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年）光州州治由光山迁至定城，州辖定城、光山、固始、仙居、殷城5县，隶淮南道；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光州为弋阳郡；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复为光州……”在这块墓志铭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弋阳城改为定城200年左右的时间，甚至弋阳州名被废止82年后的公元840年，我们还在使用“弋阳”之名来介绍“官舍”的位置，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以开成五年八月三日染疾于位，殁于弋阳官舍，享年五十。”

 

在我们考证陈元光祖籍史料、正本清源过程中，邻县一些根亲工作者提出了在陈元光时代，原“弋阳”已经改名为“定城”，属于光州的一部分，而史料中，常常出现的是“陈元光，字廷炬，弋阳人。”“陈鄷，字有芑，先世弋阳人。”或“陈元光，光州人，字廷炬。”等等。据此，邻县的谢某论断道：为什么不直接记载为祖籍“唐光州定城县”？事实上，一个沿用了一千多年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弋阳”之名并非官方一个废止就会停止使用的。这个现象在民国时期，“光州”之名被废止后，同样出现过。更何况，因为时间的久远，历史文献记载的缺失，弋阳之名使用及变更的历史，我们或许了解的还不是那么清晰，所知道的也可能不尽详细。对谢某论断中的，即使是写了“弋阳”也有可能是包括固始的。我只想反问，这篇李潘墓志铭中的“殁于弋阳官舍”，你可以理解为“殁于固始官舍”吗？想来是没有这个可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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