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施更生说：“光明之城”建了一家新医院（一）

 

 

施更生原文使用的标题

1919年，医疗传教士施更生医生（Skinsness）被派驻光州。当时教会的医务工作是从1916年春天，撒卫尔小姐（Miss Xavier）建立的一个常规的药房工作发展起来的。当来，差会提供了用于建立及维护一家医院的费用。施更生从最初的计划购买城外河边美丽的地点的失败，到后来医院建筑是在北城教堂附近的城市里展开，并于1922年的春天完成了一个80个床位的新医院的基础。1952年，施更生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回忆录中说：“‘光明之城’建了一家新医院。”

你可能会想，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一个美国医生能做些什么呢?我会尽量告诉你的。

在潢川的北城，也有一个很成熟的基督教教会。教会的院子很宜人。三间宽敞舒适的砖房被一道高高的砖墙包围着。对我们来说，墙并不是排他的标志。如果我们要工作、休息，保护我们的财产和设备，墙是必要的。时至今日，许多外国人仍会到像潢川这样的内陆城市去。他们的出现给中国的邻居带来了无尽的猜测和娱乐。美国人和欧洲人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同的、古怪的。如果他没有住在围栏或墙壁后面，闲着、好奇的人会永远存在他的门口，调查他，然后拿起他的设备。此外，我们最简单的卫生规定，这些内陆的东方人也是不知道的。如果在中国的外国人把自己的家和场地对周围的公众以及允许自由出入的动物和家禽开放，他会发现自己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斗争中，就已经输在自己的家里了。

住宅的东面是一所很好的女子学校，周围是同一面墙的延续部分。墙内铺了一块草坪，种了花，并鼓励种植遮荫树。

那里有个类似医院的地方。来之前，对我描述的医院是充满热情的，有些强调了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光线充足的手术室，并有圆角便于清洁。我看到的是，有三、四所设备简陋的中国房子。有一幢男楼，一幢女楼。实验室的设备包括一个显微镜。手术室的四角都是圆形的，但惟一的光线是从屋顶上的几块玻璃砖透进来的；每当下雨的时候，我们还得在手术台上撑一把伞。这个地方太小了，手术台必须从一面墙斜着摆放到另一面墙，最简单的方法是从下面爬到另一边。

令人振奋的是，随着锥形杯的出现，前景有所好转。很明显，这个城市非常需要医疗的援助，我们的传教士联合会已经拨出资金用于建造一所新的医院。

我们在河边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位置，离东门大约十分钟的路程。附近有很好的水源，土地提供了很好的排水系统。花园也有足够的空间给奶牛放牧，所以我们应该能够给病人提供我们自己的蔬菜和牛奶。要价是我们能负担得起的，因为业主不得不出售这块土地。我匆忙地给任务委员会打了电报，请求他们批准购买土地。但董事会迟迟没有做出决定；当他们最终批准的时候，我们得知这块土地已经被卖掉了，新主人要价是原来价格的三倍。我们负担不起。

我的失望几乎是痛苦的——我的情绪即使不是黑色，也是灰色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上帝不能加快宣教委员会做出的决定，他可能会阻止把土地卖给一个投资投机商。

但时间证明这个结果是正确的。尽管这个在各方面看起来都很令人向往的地方在和平时期是完美的，但在后来的动荡时期却毫无用处。没有人能在城墙外开办医院，它会成为一群又一群的强盗和无纪律、野蛮士兵的猎物。

由于最初的计划受阻，我们决定在城墙内教会附近建造房屋。我们这样的决定是好的。我们还买了一些毗邻的土地，于是我制定了一套适合新地点的计划。

最好是建一幢平房，分男女两区，两区之间有厨房和洗衣设施。石灰来自息县，大约在三十英里外；木材来自汉口；沙子是用桶从河里运来的。我们在房子旁边建了一个棚子，用来存放木材，并给木匠们提供住处。这个位置防止了木匠们过度的闲逛，也保护了木材不会被盗用。

使用石头做地基，使用砖做墙，起初似乎是不可能的。我坚持说，既然河里有沙子，附近就一定有碎石。可是一个也没有找到。接着我注意到这个城里有很多城市里通常都能看到的瓦砾——破碎的石头、旧砖、挂着盛水容器的陶器以及破碎的瓦片。我们便在城门上贴了一个告示，说如果这些材料被收集并被送到建筑工地上，我们将购买它们。起初人们以为是开玩笑，但紧接着传言说我们确实为这些垃圾付了钱，不久，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会带着篮子和手推车的瓦砾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就连我们自己的孩子也在我们的院子里忙碌着，他们推着玩具手推车，装满了石头，找我们换铜钱。一个新的产业暂时建立起来了，这个城市，还有我们的院子，都被清理的干干净净了。陶器和石头堆得像小山一样，我甚至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卖出一些材料，但最终地基吞噬了我们收集的每一块碎片。

如何获得砖块则是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燃料价格很高，当地的砖瓦匠一直在罢工要求提高工资。砖的价格也涨得太高，人们停止购买，制砖厂也因此倒闭了。在这个地区没有发现砖头。最后，我们租了一个窑，整修了它，并雇了自己的砖匠。问题尚未解决，工人们不断地改变砖的大小、颜色和质量。最后，我们训练他们，做出了质量好、大小均匀的砖。

木匠师傅是个好工匠，也是个诚实的工人。他的框架、窗户和门都建造得很牢固，排列得很整齐。他对他的部下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对他也很敬佩。他解释说，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好人了。并不是他吹嘘自己的诚实——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诚实和可敬。可是，他既然已经和任何一个基督徒一样善良了，他认为他还需要宗教的帮助吗?

医院正在建设中，我不得不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地方继续我的医疗工作，那是一个艰难的时期。本应该有两个外国的美国护士，但是没有一个被指派到我们这里来，所以我的妻子每天都来帮助我们。我们有一个中国男护士，董先生，他是一个好工人，尽管他接受的培训很有限。但如果不是他，我们不可能相处得这样好。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一起进行的第一次合作。当时我做的是一个彻底的乳房切除手术。是董给的麻药，我的妻子则担任擦洗护士。手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病人停止了呼吸。当我们帮她恢复呼吸后，又多次尝试使用乙醚面罩，但每次她的呼吸都停止了。那时候还没有静脉麻醉药可以依靠，所以最后我只能用局部麻醉药完成这个手术。当手术结束时，不知道是谁更松了一口气——是病人还是我？

我们的灭菌器有一个汽油燃烧器，它工作得很好，但是有一天燃烧器爆炸了，几乎使整个建筑物着火。我们设法把火扑灭了，但燃料箱毁了，我们拆掉了燃料管，做了一个木炭燃烧器。当压力上升时，很难进行监管。但中国人习惯了木炭，似乎可以用它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我们的简易设备运转良好。

在我们的病人看来，西医的治疗方法不仅奇怪而且毫无意义。他们竟然无视我们的指示，这都让我很吃惊。有时，一个病人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拿着一个本该够他用三到四天的空药瓶回到药房。偶尔会因为误解而发生这种情况，但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会说，在服完第一剂药后，他感觉好多了，所以他决定马上就好起来，喝完了整瓶药。有个人告诉我，给他开的眼睛用的药没有效果。我问他是怎么用的，他说他喝光了所有的药，然后拿出了空瓶子。他就没有注意过仔细的看说明，是在每只眼睛里滴几滴。

他们在教育本国的同事了解我们奇怪的医疗习俗方面，几乎是遇到了同样多的困难。马先生是我们的中国传道者。他得了肺炎，但坚持留在家里，他病得很重。因此，我妻子每天都要去他家，在他的胸部涂抹消炎药，监督他的护理和处方药物的使用。有一天，她气喘吁吁地冲进医院，说马先生一次就服下了整瓶洋地黄。马先生经历了这件事，并对我夫人表示感激——也许对我也有一点点感激——他抛弃了一个小偶像，直到现在。尽管他是一个基督教福音的传道者，但他一直不忍心抛弃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