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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不同文化的可融性——以潢川五教和平相处为例

  • xiaofeng0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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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于:2020/11/24 8: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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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州弋阳南湖边,五教共睦之地

二、五教共睦产生在中国宗教传播大的历史背景中

三、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的偶然性

四、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的必然性

五、不同文化的可融性给当今世界的启示



 

 

四五十年前,如果你问人们:“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人们可能会回答:“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冷战”。但是今天,人们会说,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是宗教,准确的说是宗教的排他性。每一种宗教都会告诉他的信徒:“我拥有真理,我是因为按着那个真理来行而得救。”同样,一位虔诚的信徒总会认为自己相信的才是真神,自己掌握的才是救人于苦难的唯一真理。而今,中亚、中东、北非乃至欧洲因宗教的纷争而引起的恐怖、动乱与不安,似乎为这个说法做出了肯定的注解。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因主张《文明冲突论》而闻名于世的萨缪尔·亨廷顿更是把这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是不同文明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而且难以调和”。

不同文化的关系是否必然就会发生冲突或难以调和呢?我们认为这不是绝对的。因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一种文化,虽然有排他性他们都有共同本源!”这就是所有宗教信仰的产生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和生活”。所有的信仰里面都充满着希望,或是对生命的希望,或是对爱的希望,或是对和平、和谐、同情以及真、善、美的希望。这又似乎可在不同文化信仰间找到和谐的基础。

在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中,对不同的民间宗教信仰就具有兼容性,中国官方的宗教政策中也一贯地呈现出以兼容为主的特征。这些在潢川南城南湖周边的五教共睦中,都有着完美的体现。

 

一、光州弋阳南湖边,五教共睦之地



 

开篇前,先向各位嘉宾简要的介绍一下光州(也就是今天的潢川)辉煌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潢川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是世界黄姓的发源地,黄国故城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潢川从秦时设弋阳郡到盛唐设光州,经历了近千年的建设,其一水带两城的格局,始于南宋,当时的镇潢桥河还是一条支流小沟,明洪武初,改为现状,筑北城五门,南城六门,商贸流通,人文繁盛,是豫南最大的州城和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潢川历史上人文荟萃,英才辈出。战国四君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黄歇,凭一书而退强秦百万雄师,后领封于今上海一带,上海简称申以及黄浦江的“黄”均来源于此;在大唐,朝廷用光州之兵于岭南,光州弋阳人陈元光任行军总管,重文兴教,化育一方,被尊为开漳圣王;元代礼部尚书马祖常赞美家乡“莫道楚乡风物陋,文章屈宋到如今”,被文宗皇帝赞为“中原硕儒唯祖常耳”。延佑二年马祖常、马祖孝兄弟二人同时进士,传为千古佳话;与此类似的还有明时父子皆进士的刘绘、刘黄裳。明代州人张安仁官至兵部尚书,熊翀为户部尚书,喻时、芦士杰为明清两位漕运总督。

今天南城尚存的弋阳古镇建筑古朴,街巷纵横,素有“九曲十八巷”之美称。从石板铺路的小巷到“三山夹一井”的围墙,从青砖灰瓦的屋舍到木柱挑梁的门店,从雕窗的阁楼到合围的厢房,勾画出一幅江南古城特有的明清建筑景观。在南湖周边不足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依湖而建有南海观音禅寺、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道教三义观,数百年来呈现出五教和睦相处、共生共荣的景象。南湖周边的宗教活动和“五教共睦”的独特现象,己成为我们潢川特有的文化符号。彰显了我们光州文化中包容的胸襟与开放的传统。这也成为今天我们潢川对外交流、海纳百川、广交朋友的榜样所在。

五教中,佛教于唐末宋初传入潢川,明洪武19年(1386年)于普惠寺设僧正司,掌管僧侣事物。明清时为潢川佛教蓬勃发展期,民国最盛,现在也是热度不减。据说清康熙年间,光州知州刘学礼修建南湖。中有长埂,埂中央置一小亭,曰“来雁亭”。南湖南岸有阁,名曰“小南海”。庙门朝北,拾级而上,即是巍峨的大殿。殿中供奉观音大士,“善男信女”侍立左右。 大殿后墙有一横石,上刻“水面天心”。该庙长年香火极盛。每年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是三个最热闹的庙会之日。观音面北端坐,与其他面南神像不同,左右有副对联:“问观音为何倒坐?因世人不肯回头。”这里有个传说,刘学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任光州知州期间,曾“役于西藏,历时两载”。他由内地去西藏,远隔千山万水,历尽艰险,生命几濒危难,遇有人相助,幸免于难。当时他认为这是神人搭救,于1721年返职光州后,即建庙南湖南岸,供奉观音大士,称为“救苦救难的菩萨”。

伊斯兰教唐代中期传入潢川。据传助唐平定“安史之乱”的一支回纥兵,在南湖南岸(今回回营)落户,信奉伊斯兰教,该教也随之传入。清真寺古建筑南寺,即坐落于此,系清举人马佩玖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捐资修建。

潢川有史料记载的道教始于明代,明代光州设有道纪司,掌管道教事物。南湖北岸的道教三义观建于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该观坐北面南,观内大殿供奉“桃园三结义”的刘备、关羽、张飞的塑像。现存有山门,大殿,二殿,三殿,及东西两边的配套边房共计八十多间,总占地面积四千余平方,足已让人窥见这处古建筑当年的宏大规模。

天主教有史料记载是1844 年开始在光州传播的。1871 年,天主教堂在光州南城南湖东南的磨盘街开始兴建。教堂四周建有附属房屋,大小共计78 间,总占地面积6000 平方米,现存房屋与教堂共计35 间。直到1923年,潢川一直是豫南的天主教传播中心。

在潢川传教的基督教有内地会与信义会两个分支。其中1899年在南湖北岸立足的为内地会。今天留存下了一幢完整的两层西式洋楼,俗称“牧师楼”。它见证了清末民初、民国、新中国时代的变更;更见证了基督新教内地会在潢川的开拓、发展,日本军国主义对潢川的侵略,以及新中国初创、文化大革命危难、改革开放迎来大变革的不同时期。自基督新教进入豫南,潢川一直是南五县基督新教传播的大本营和中心城市。

 

二、五教共睦产生在中国宗教传播大的历史背景中



 

南湖周边的宗教活动和“五教共睦”的独特现象,产生在中国宗教传播大的历史背景之中。

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度,汉以后佛道并存,唐宋以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基本上和睦共处,未出现过大规模的教徒相互残害的事件,也未发生过纯粹宗教意义上的战争。各宗教偶有冲突,往往是各统治集团间矛盾激化的一种折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王权所引起的冲突。兼容共存是中国宗教关系的主流。

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上,佛教和道教的关系是最鲜明的佐证。虽然道教曾以抵制佛教为己任,但由于其理论远不如佛教精微,不得不从佛教中汲取营养。汉明帝时,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道经,拜释迦。同样,佛教为了在中国扎根,也曾援道入佛。传入之初,它是以依附于中国古代宗教的形式出现的。南北朝时,已有和尚将佛道相杂,把佛像与道教神像刻于同一块碑上,称为“佛道二尊像”。中唐以后,佛教加速了对道教的融摄,吸收道教教义和养生方法。

另一方面表现在各种宗教和儒家思想的相互借鉴及吸收上,尤其是倡导儒、佛、道的合流。道教初创就从儒家吸取营养,强调积德行善,尽忠尽孝。道教第一本经典《太平经》就自称以弘扬儒家伦理为己任,明确肯定三纲五常。东晋著名道士葛洪在其著作《抱朴子》中自称是儒道兼修的道士,后来的道士承袭了这一传统,都大谈理论纲常。太子校书郎李观和柳宗元等都主张儒道同源,融合道教的宇宙观和万物生成论,后来孕育演化成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初入中国,就注重不与儒家伦理相悖,把佛经中与宗法等级制、男尊女卑思想相矛盾的地方故意略而不译。东晋名僧慧远将儒玄佛三家学说相融合,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明确指出儒佛学说虽异,但佛教与忠孝之道并不相悖。宗炳在《明佛论》中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

宋明三教合一是时代潮流。道士们高唱三教一家,全真教祖师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三教合一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理学的产生。

不仅佛教、道教与儒家相互借鉴,其他教派也如此。清朝著名伊斯兰学者蓝煦说:“回儒经书文字虽殊而道无不共,语言虽异而义无不同”。自称翻译伊斯兰经典是以天方经语略以汉字译之,并注释其义焉,证集儒书所云,俾得互相理会,知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利马窦初入中国就广交儒士,研究《四书》、《五经》,并据此著书立说,发挥教义,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样,基督新教的马礼逊等带着使命进入封闭的中国。为了得到国人的接纳,他们脱去西装,穿上长袍马褂。他们学习汉语,翻译圣经和大量的西方文献,为近代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对中国社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也把中国传统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为中国走向世界打开了一道门。

 

三、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的偶然性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我们潢川南城南湖周边,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产生五教共睦现象并延续数百年的基础和原因到底是什么?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去捕捉、去研究?这里面到底又有什么样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原因呢?虽然在中国,宗教传播中具有兼容性,官方的宗教政策也呈现出以兼容为主的特征,但在如此狭小的范围内,五种宗教信仰数百年来在民间能和平相处,共生共荣,亦属罕见。

考察潢川的历史与文化,我们可以发现,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是有其偶然性因素的。

从四千年前黄国在此立国,潢川一直被北方那些以“中原”正统自居的邦国视为边陲之地,即九夷之一的“黄夷”。但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争霸中原,黄国不服,借地域优势近与江、道、柏、弦、随结盟,远与齐、宋、郑、卫、鲁等修好,黄国又以中原邦国自居,与楚抗衡。公元前648年,黄国为楚所灭,黄地入楚,而后又长期受楚文化之浸润。

这些都奠定了潢川独特的文化底蕴,那就是楚风豫韵的文化特征十分突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既有北方文化的厚重,又不失南方文化的轻巧,厚重中但不笨倔,轻巧中而不轻薄!

我们在介绍潢川的文化时,还常常会说,潢川就是码头文化。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近数百年,有一个现象值得重视,那就是清顺治后,潢川居民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同时也带入了丰富多彩,各式各样的文化习俗。同为外来,不欺生,这也为五教和平相处带来了便利。

我们常常引以为傲的那句“光州襟带长淮,控扼颍蔡,自古戍守重地也”,也为潢川带来了无尽的、血腥的战争。顺治《光州志·户丁》中介绍:唐时光州人口198580人;经历唐末之乱后,宋时光州人口为156460人;经历了金、蒙的血腥后,明洪武年间光州人口锐减为14063人;明末时,光州人口恢复为84056人,但李闯九洗和满清入关屠城,顺治时,光州人(丁)只有1189人了。

金人来了杀,蒙古人来了杀,李自成九洗光州依然是杀,满清来了还是屠杀……经过元,人口锐减百分之九十,满清入城,人口比明嘉靖时再锐减百分之九十七……

五教落户在这样有“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传统之地,又“多为外来人口,各种文化习俗丰富多彩”的地方,应该算是五教共睦这一现象在潢川产生的偶然性原因吧。

 

四、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的必然性



 

五教共睦现象出现在光州弋阳南湖边,还有她的两点必然性的原因。第一,就是光州古城文化发达,五教汇聚之地,南湖边也同样是儒家文化发达之地,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的观念和这几个宗教对儒家文化的尊重有其和谐性。第二,由于人口密集,南湖边也同时是商贸发达,市井生活繁盛之地,这和几大宗教对善的提倡以及关注市民市井生活亦有其和谐性。

首先来看第一点原因。

这里曾是那位大声赞美家乡“莫道楚乡风物陋,文章屈宋到如今”,被当时文宗皇帝赞为“中原硕儒唯祖常”的马祖常家乡。以马祖常在政治及文学上的成就,说他是“中原硕儒”是没有异议的。马祖常崇尚儒学,曾出资赞助过光州郡守修孔子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庙。就这样一位儒学大家,同时也是现在有史可考的,光州原始基督教信仰第一人,并且他也被光州伊斯兰教历史所记载和认可。

马祖常先世为雍古特部,世代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而且在教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是也里可温、“花门贵族”。马祖常先辈所在的时期跨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第二阶段,观马祖常一生所为,他是真正一位正统儒家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蒙古官员。一位基督徒最终成为中原硕儒,真实的反映了史学家所说的汉文化的同化作用,展示了一种强势的本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融合。

但在《光州马祖常世谱》中,马氏后人自述中,却是以光州马氏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在与汉民族的融合中接受了儒家礼教,倡导儒家经典而自诩。马氏后人中深得儒家文化精髓的很多,其中比较有名的,清代有马佩玖(1817-1889),字子贻,清咸丰已未(1859年)举人。他治学严谨,擅长书法,楷书习褚遂良,草书工十七贴。历任高县、平武、威远、丰都知县,后升候补知府。曾把光州祖遗宅基地献出建清真寺(清真南寺),又置“慎旃楼”教徒,设“南湖文社”,传习文化知识,后应聘为弋阳书院主讲。光绪十二年(1885年),知州杨修田修《光州志》,聘马佩玖为主笔,另著有《丰都新治》一书。1888年病逝,享年71岁。近代有马延中(1882-1948),豫南道师范学堂毕业,在潢川兴办新学。历任光州师范传习所所长,光州初级师范学堂监学,县蚕业学校校长,县教育会会长、视学等职。

对儒家的重视以及对孔子的尊重,同样出现在潢川第一位信义会美国传教士乔治·黎立德的回忆文章中:“如往年一样,农历八月二十七日会如期到来。在这一天,我们将会热烈地庆祝我们伟大的先哲和圣人——孔子的诞辰”、“十月十日的夜晚,在我们学院的大礼堂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大会。参加庆祝会的有教师、学生和教育界以外的来宾,整个会场座无虚席,热闹非凡。李教授主持了大会。大会由唱孔子赞歌开始。然后诵读《论语》的经典文段”、“谭教授谈到了孔子儒教的起源以及儒教是如何且在哪些方面与基督教相一致的。谭教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不断赢得喝彩声”、“此次庆典大会随着与会者三呼‘孔子’的欢呼声而结束;欢呼声穿越屋顶,响彻夜空。儒教万岁!孔子万岁!”

至于道、佛与儒家的关系,那就更不用提了。三义观门口铁旗杆上有对联:“铁杆颂德高千尺,铜柱表诚灿九霄”。“德”、“诚”两字,在潢川籍的文化名人黄晓林眼中,就是最能体现儒家真精神的二字。在他眼中,道佛儒本来就是一家。他说:“‘五教共睦’的土壤是儒家,‘五教共睦’的基础也是儒家。但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中国人的生活。”

说到“中国人的生活”,那就再说第二点必然性的原因吧。

和南湖相关的有一个美丽的地名,叫“南国西天”。这是从中大街到南湖的一段长约100米的街名。南湖周边为五大宗教汇集之地,该路叫“南国西天”也是情理之中。那里还是几家商界会馆所在地,在古光州,南国西天是商业繁华之地。据信阳博物馆花原馆长在一篇文章里的介绍:清前中期的潢川非常的繁荣,此时也正逢清代商业兴盛时期,各省十余家客商相继在城关内设立了“湖广会馆”、“湖南会馆”、“江南会馆”、“淮庆会馆”、“罗祖会”、“老君会”、“鲁班会”等地域性商团,一时间,潢川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叫买声不绝于耳,随处可见外地商客繁忙的身影。

除了商贸的繁盛,清代,在南湖北岸还创建有“弋阳书院”。其宗旨是:由公家集资修建书院,内藏各种经书,一般好学而无力买书的文人,可以到馆内借读、查阅、抄录。在那教育不发达的时代,此举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除了商贸、书院,南湖周边还是光州市民的游乐之地,其时光州人多喜作南湖之游。

明清两代州县官吏,奉文遵式修建坛寺庙宇,多附建演乐台和戏楼,并按照规定日期从事各种祭祀活动。据《光州志·坛庙志》载,州治境内有城隍庙、土地庙、古汲庙、火神庙、花庙、东岳庙、五龙宫、万寿宫等,不少寺庙内都戏楼,并具一定规模。这种“寺庙戏楼”,从明清至民国初,延绵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戏曲艺术的流行,上自达官显贵,下及庶民百姓,莫不乐其享受。在南湖的北岸,有座古庙“万寿宮”。四十年代初,改为“新生舞台”。曾去各大域市邀请京剧名伶,来潢演出,因而盛极一时。

南湖周围,有雄伟庄严的寺庙,有培养后代的学校,有回族人民的清真寺,有新旧教堂,有水月观,有佛教会;有僧、有道、有尼、有学子、有阿訇、有牧师、有神甫。每当旭日东升,夕阳西照之时,身居其地可以听到暮鼓晨钟,也可以听到读书声、歌唱声、诵经声、喊佛声、祈祷声,以及木鱼铜磬之声。真乃声声入耳,各有千秋。空中荡漾着余音渺远,供人尽情欣赏。有时伫立在南湖埂上,可以欣赏到红白荷花分列东西两湖而不混杂。如果你乘小船穿行于红花绿叶丛中,碧水清漪,阵阵微风送来荷花幽番,沁人肺腑,精神为之一振。若遇烟雨濛空之时,树色皆在有无隐见之间,充满诗情画意。

《光州志》记载,乙卯年(1735)立秋前夕,署名邹升恒在公事之余,漫步小南海“水月观”里,欣然见一题壁诗,而依韵题和《游南湖》诗一首:

 

连岸藕花红万点,夹堤杨柳绿千寻。

偏怜丈室清茶供,聊和诸生白雪吟。

 



好一幅唯美的画面——在夹堤杨柳的荷花塘畔,道观的方丈室内,几位来访的文人学士,正与方丈老翁一起品茗论经,唱和那高雅的诗篇……这不就是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吗?

还有很多的回忆文章则是宗教深入到光州百姓的生活之中。

有一篇回忆光州卢家的文章,里面有这样一段作法事的场面:“继有身着袈裟,手执禅杖的僧侣,以及身穿道袍,手敲各种法器的道人,还有捧香炉、拎提炉的道人……”僧、道同台地出现在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士大夫之家,现在这样的景象好像依然不少。

1848年法国遣使会的一位神父的信件中也描绘了当时光州城内,传教与市井生活相结合的画面:“白天,他卖掉自己的货物后就到市场宣讲教理,晚上到邻居家讲解教义……”

考察潢川二十世纪初“闻家”的发迹之路,更是因为信教而得商机,介入“洋油、洋药”的经营,成为潢川富甲一方的大富豪,反过来,发家后,他又资助教会更多的资金去更好的发展。

基督教的牧师们,也自觉不自觉地介入到市井生活之中。在美国牧师的信件中,记录有当白朗攻入光州城时,“今天我一直忙着给很多人分发药物,棉纱绑带等物品。很多人来向我这个外国‘医生’寻求帮助”。当人们担心随后而来的士兵会和土匪一样时,牧师告诉他们:“我说过我会去跟这批军队的长官谈话”。

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入潢川城时,基督教牧师、天主教神甫更是利用了他们外国人的身份,特别是天主教德籍神甫,整个战争期间都利用了他们同盟国身份保护了大量的中国百姓及官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日军在天主堂门口,用油漆写着醒目的大字:‘德意志天主堂,不准入内’,署名为‘司令池田贤’。在潢川沦陷期间,外国传教士依然开展传教活动。虽然日寇铁蹄踏遍潢川土地,但始终不敢跨进天主堂的门槛。因有天主堂这个保护伞,不少富豪之家,将财产转至天主堂内,甚至迁入天主堂居住”、“日寇撤离潢川之后,其飞机仍经常来狂轰滥炸,潢川人民遭受了严重损失。每逢空袭警报发出,天主教堂、天主堂医院、上智小学都升起了德国旗”,日机在轰炸中也会小心地避开这些地方。

回忆文章也显示,日占期间,伊斯兰教等纯中国人的教会,一旦遇到危险,也会第一时间向外国传教士求助:“潢川陷落后,一旦日军在清真寺附近为非作歹,就向德国神甫呼救。气焰嚣张的日本兵,一见德国神甫赶来干涉,便灰溜溜地退去”。

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以及儒家文化在五教心目中的神圣地位,更因为地方狭小,商贸人文发达,这些都是五教共睦出现在光州南城南湖周边的必然性原因。

 

五、不同文化的可融性给当今世界的启示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保持了一以贯之的传统,加上长期的农耕生活,伦理道德来调节社会关系,使儒家思想因之发达,也成为我们立国之本。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精神上处于支配地位的,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是儒家,而不是任何一种宗教。宗教从未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中国也没有实行过国教制。历史上,虽然有某些帝王偏爱某一种宗教,佛教、道教也都曾显赫一时,但总的来讲,历代统治者对各宗教基本上是一视同仁的,兼容并蓄是中国宗教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历代王朝对来自异域的宗教往往持宽容与包容的友好态度,明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开封《重建清真寺记》碑记载:“(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不仅允许外来民族的人民定居,而且允许其保留世代相传的宗教信仰和传统习惯。事实上,从唐代开始,隋以来通行的科举考试,从异域来的人,不问国籍,都可以参加,法律绝不限制,社会也绝不歧视

黄晓林先生在其《中国文化真好,儒家真好——潢川县南海湖“五教共睦”的明证》一文中说:中国文化尤其注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大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为万物主,而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都是尊重对方以对方为重,这个对方不仅是人,也包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化形态都能够包容。潢川南海湖五教共睦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

黄晓林说:近现代的大学者钱穆有句话,或许对我们理解潢川南海湖“五教共睦”的文化奇观有帮助——‘中国人又不然,遇要解决问题,或表现其文化伟大,只从日常亲切处,细微轻易处,人所共能处下手。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日常亲切处就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显得亲切、家常、放松。细微亲易处就是人与人的情感特别的细腻,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那种。人所共能处就是你能做我也能做,大家平等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这才是伟大的地方

细微之处见真章!在今天,西方因宗教问题而纷争不断时,我们的南湖边,乃至我们的中国却还保留着一片净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引以为傲,不值得我们去自信我们的文化吗?2014月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引用了《礼记·中庸》中的一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经典,周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中也曾引用过,被评论者认为“这是国与国共处之道,也是人与人相处之道”。这不也正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同宗教的态度吗?

今天,我们常常提及的“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继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之后提出的第四个自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离不开文化兴盛的支撑。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推动文化繁荣,才能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精神动力和强大文化保障。

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这个概念既不是一个地理概念,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更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即是与野蛮相反的“文明”。有所谓中国而失礼仪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仪则中国之的说法。这种将中国等同于文明的观点,虽然不免带有某些自我中心的傲慢,而文明等同于中国,却又要求着我们文化上开放与包容。中国的,就应该是文明的,文明的也都应该是中国的。文化的自信,我们才能重塑大国的辉煌,汉唐盛世则是明证。

 

部分资料来源:

《中俄宗教兼容性与排他性的历史解读》黄秋迪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汤一介 

《光州文史资料》1—15期

潢川南湖——五教共睦资料汇编

 

 

文:春秋

201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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