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教案中的江西巡抚胡廷干_收藏爱好_潢川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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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0/12/16 7:34:37
来自：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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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州人胡廷干，时任江西巡抚，因为教案，遭到中外舆论的一致批评，最终被朝廷革职。据说革职后的胡廷干返回京城，路经武汉，在一家寓所安顿后，去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遭到拒绝。后来《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曾在一部联话著作中一副对联注解里称，胡廷干罢职后寓居某地，寓所遭到洗劫，损失惨重。这之后的胡廷干何去何从，已不见史书记载了。只知道胡廷干被革职的当年就去世了，安葬于光州老家，也就是今天的潢川县谈店乡。

胡廷干并不仇教，相反，对教民亦很宽容，可惜的是，却最终栽于教案。1905年，刚从山东代理巡抚升任江西巡抚的胡廷干在一份劝导民教示谕中称：“本部院查得各属民教词讼案件，每多龃龉，皆由地方官显分畛域、不能持平论断。或以平民为可欺，或视教民为化外，两端偏执，均失其平。及至办理不公，致以细故微嫌，激成衅隙，则必籍口于教民之恃符、教士之袒护。”这体现了胡廷干调和民教的意愿。胡廷干的这一观点，是来自山东的任职经历。袁世凯在山东任职时，就一改山东官员“区别民教，以息争端，而弭患源”的做法，义和团运动之前，袁世凯在山东就批示道：“平民教民，胥是中朝赤子，何容区别。来禀谓以区别息争端，不知正所以导其争也。欲息争端，在于不分民教，但论曲直而已。”

致使胡廷干被革职的“南昌教案”，即1906年2月25日南昌群众毁教堂、杀教士事件。

1906年2月22日，法国天主教南昌主教王安之在天主堂宴请南昌知县江召棠，强列要求推翻前年了结的新昌棠浦旧案，扩大传教特权，遭到拒绝。争执时江召棠因刺重伤（3月1日医治无效去世）。次日，各报竞相登载这一特大新闻。但各报纸对事情经过的描述却截然相反，泾渭分明。以《大公报》为首的报刊，主要从文化启蒙的视角言说南昌教案，发表了南昌教案中幸存者劳乐之语，指出江县令是自刎，并非为教士王安之所杀。而《申报》《时报》《通学报》等则从国家主权立场评说南昌教案，坚持认为江知县为教士所刺，并非自刎。由是全城鼎沸，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2月24日，绅商学界代表散发传单，定于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25日，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杀洋人之声震天动地，人流滚滚，连毁法、英教堂、学堂4处，打死王安之等传教士9人。

教案发生后，法驻京公使吕班，派三等参赞端贵为代表，与清廷所委直隶津海关道梁敦彦，同往南昌查办，提出惩凶、革官、赔款等要求。最终，清政府媚外求和，逮捕“闹教”群众七、八十人，审讯后将龚栋等六人正法，十三人监禁，十二人罚作苦工。又将保护教堂不力的江西巡抚胡廷干撤职，布政使周浩查办，按察使余肇康交部议处。6月20日，由清朝外务部出面，与法国公使签订了《南昌教案善后合同》，赔款白银四十五万两，以此来息事宁人。并对教案发生定下：“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到天主堂，与法教士王安之商议旧案，彼此意见不合，以至江令愤急自刎。乃因该令自刎之举，传有毁谤法教士之讹，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动之事，中国国家已将有罪之人惩办”之语。

1906年发生的南昌教案是庚子后中国最大的一起教案，也是最大的一起由教案引起的中外交涉案件。此案之所以轰动一时,不仅因为英法两国的9名外国人死于闹教活动，更因为它涉嫌“教士戕官”，以致朝野上下震动很大，不但学生和商会等新兴团体激愤一时，言路和报纸更是喧腾不已，即使向以“媚外”形象示人的外务部和江西官场最初也表现强硬。但是随着谈判和调查的进行，以及英法等国尸检报告的公布，大清外务部的态度却渐趋走软。最终，中法双方达成善后合同，确定江召棠为“愤急自刎”，并公示于众。死于教案的外国人中，独有涉嫌杀害江召棠的王安之不予抚恤。近年来，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杨雄威通过对档案、报纸、书信和时任江西按察使的余肇康未刊日记等相关史料的排比与鉴别，对江召棠之死和南昌教案做岀了新的考证。认为江召棠伤于被逼自刎，死于江西大吏的劝导，而中法善后合同中体现出来的糊涂结局也是双方互相让步的结果。

《暨南学报》第36卷（2014年）第一期发表了杨雄威博士的《制度人脉个性——南昌教案交涉与晚清政治格局》一文，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家乡这位封疆大吏胡廷干在南昌教案中的一些经历：

在晚清的教案交涉中督抚是主要负责人，道员或洋务局是经办者，臬司则处在非常边缘的地位。正因教案长期由地方督抚负责，南昌教案发生后，国内舆论几乎一律把矛头对准江西巡抚胡廷干。江西按察使余肇康在给瞿鸿禨的书信中提到胡廷干的处境时，称其“三月皇皇，报纸讥嘲，士夫讪笑”。这是一个精辟的概括。但是江召棠在法国天主堂受伤后，江西大吏的种种因应和对策，未必是由胡廷干主导，更非出自胡廷干一人决策。

余肇康的未刊日记对南昌教案有大量记载。据其日记可知他与胡廷干在此案进程中合作的密切程度大大出乎外人预料。如二月二日余肇康日记记载，他得知城内遍发传单号召开特别大会，感觉“必酿事端”，便“急代中丞拟一剀切告示，告以官正秉公查办，勿得轻听传言，致失事实，且滋借口”，并立即去抚院请胡廷干饬令张贴。又如三月初四的记载，“晨起，因政府、外部于江令一案尚多疑团，代鼎帅作长电，详述廿九日一切情形，并初三日一切事实。”随后“鼎帅来商，旁午乃去”。同日余肇康与端贵在谈判中互相拍案，余肇康“上院详述，即电知外务部请任其决裂回京”。可见“任其决裂回京”的决定也是胡余商讨的结果。其后日记中经常有两人长谈的记载。如三月十九日称“鼎帅来久谈，此老诚均可佩。”

外界曾传言是胡廷干下令江召棠速死。张之洞即曾与闻此事，因此致电南昌查案的梁鼎芬令其查明其中“鬼蜮情状”。但其中除了质疑胡廷干，还提到“某大员”。假设江召棠之死与江西大吏的劝解有关，这是否仅胡廷干一人之所为？据与江召棠关系密切的大绅朱元奥的儿子朱少章建国初的回忆，是巡抚、藩司和臬司余三人同到江召棠家劝其速死。案发时在南昌任事的王迈常也曾听得传闻，他在多年后撰文暗示由于诱发闹教巨案，“巡抚以下诸官”都希望江召棠速死“以对朝廷”和“外人”。这些“风闻”均表明事情并非胡廷干一人所为。

再来看余肇康对江召棠之死的态度，其日记曾有“云卿居官处世均不甚可取，独其一死可塞责矣”一语。闹教本因江召棠被刺而发生，但江召棠实系自刎。故此江西大吏才劝其一死，以便达到“人死口灭，千古疑团”的效果，在教案交涉中增加回旋余地。与此相应，此前明言自刎的余肇康日记从二月初三日戛然而止，到十六日重新开记后再也见不到自刎的措辞。这背后正经历了闹教案的发生和江召棠之死。

基于上述推论，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闹教发生不久胡廷干相继发给外务部的两封电报，第一封发自初四日，内称“查有司余肇康能持大体，现经札委该司专与各领事接晤商议。并委藩司周浩、粮道锡恩、署盐道沈曾植会同办理。仍由干主持一切。”次日又发一封，称“江令伤势危急，昨夜晕而复苏，恐不能活。”胡廷干的人事安排与江召棠的伤势恶化之间，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其中余肇康以臬司身份“专与各领事接晤商议”，从制度史角度看，在晚清教案交涉中不是常态。

至此，可见胡廷干与余肇康二人在南昌教案问题上的密切合作。不仅如此，胡廷干作为江西巡抚，名义上在此次交涉中“主持一切”。但他在南昌教案的因应中并未起主导作用，对江西官场的决策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余肇康。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许多关键电文均由余肇康来拟定。以至于后来余肇康看到朝廷宣罪的圣旨时，对自己的罪名毫无怨言，反而对胡廷干的罪名颇为不满。上谕称梁敦彦“据奏各节与胡廷干等电称情节，既多不符，即该抚等迭次来电，亦复前后歧异，实属颟顸贻误。”余肇康在日记中质疑道，“至谓电语歧异，实不知歧异者何电何事！”所谓电语歧异，虽是胡廷干的罪名，却多属余肇康所为。这一事实，恰与朝廷派来办案的钦差大臣梁敦彦“此次在江议不谐，皆臬公一人把持作难”的指责形成互证。

杨雄威博士说：“平心而论，梁敦彦指责余肇康‘把持’中法交涉，更多的可能体现在谈判桌上的你来我往。余肇康在给军机大臣瞿鸿禨的书信中自称：‘今试问英案，乃下走一人与之磋磨，何以能化强硬为和易……’从余肇康信中可知，与英法谈判全由他来据理力争，而梁敦彦在谈判桌前罕有表现。从梁敦彦对南昌教案的软弱态度可知，这一指责大体属实。……其三月二十三日日记载，收到朝廷降罪抚藩臬三人的谕旨后，‘鼎帅引为大憾，转慰藉之。……’数日后余肇康与胡廷干交谈时把自己归隐山林的打算‘密告’胡廷干，‘帅几泪下，谓我两人真患难交，当通谱为兄弟，余生平未尝与人换帖，拟自今互呼昆弟，以志勿忘。帅颔之。’……”

杨博士也分析了江西教案处理时的人脉关系。“瞿鸿禨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深为慈禧太后宠信。他不仅与余肇康同乡且为儿女亲家。从遗留下来的史料看二人来往甚密。在南昌教案问题上，余肇康与他保持了密切的沟通并得到了他的支持。”“南昌教案交涉期间法国公使吕班曾专程会晤袁世凯。袁世凯在指出江召棠之死有被教士逼迫嫌疑的同时，建议绕开对‘江王是非’的纠缠先讨论惩凶和赔款等事。吕班则说‘他事皆易商，而赔失尤为不计，但必须将疏防官员处分以杜效尤。’”“江西巡抚胡廷干也与袁世凯保持了沟通，在袁世凯与吕班会晤后不久，胡廷干即致电袁世凯，澄清了吕班所谓‘江令私债自尽一层’。”“胡廷干与袁世凯为河南同乡，并曾在山东共事，其子且认袁为干爹。胡廷干本已获山东巡抚之任，因遭到德国的阻挠方才改任江西。而梁敦彦在天津为官，为袁世凯属下，这一任命自然有瓜田李下之嫌，难免引起外界的非议。上海的《新闻报》就曾两次议及此事……称‘政府于养乱之赣抚胡鼎帅不加惩处’因‘胡与某督有渊源’而‘现在中国政权半在某督之手’，暗指胡廷干‘附从’袁世凯以保位。”

南昌教案中各界对胡廷干的攻击相当普遍，一是说江令被刺之时不能立即下令拘执王安之；二是说教案将起之时不能全力遏制；三是说不应该谬认江令为自刎；四是说媚外以求自全。当时的新闻界不但将矛头指向胡廷干，此后更是不依不饶对胡廷干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攻击。但这些指责都是以江召棠他杀为前提的，而胡廷干的决策并非是建立在他杀的认知之上。胡廷干是否对洋人畏葸，在南昌教案发生前的几个月，九江主教郎守信曾就新昌教案致函责备，胡廷干认为此信语涉傲慢，回信也词气严厉，无丝毫退让。

南昌教案后，张之洞拒见胡廷干，与张之洞在教案发生后主张强硬态度有关。他反对将闹教群众称为“痞徒游匪”，提出“民间公愤不可遏抑，正宜以民情众怒抵制彼族”的策略。并且张之洞亦听闻当时风传的江令之死与江西大员的劝导有关，并曾就此致电要求查明其中“鬼蜮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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