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的堡孜口小学大门。
现在的堡孜口小学大门。
堡孜口小学内残留的石碑（1）
堡孜口小学内残留的石碑（2）
堡孜口小学内残留的石碑（2）上辨认出来的部分碑文。
堡孜口古村落连接息县光山县大桥1。
堡孜口古村落连接息县光山县大桥2。
古村落街道上玩耍的小朋友。
堡孜口古村落西边两河交汇处夕阳西下。
堡孜口古村落与隆古集距离。
堡孜口古村落卫星图片，十二莲花池清晰可见。
古黄国疆域图。
上帖瞎转悠转悠13——美丽的古村落堡孜口(1)主要介绍堡孜口地理风貌，集镇的形成及地名来历。此帖子(2)介绍堡孜口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及在此发生的历史事件。
潢川集镇形成年代无从查考。现存于县境隆古集的黄国故城遗址，既是古黄国的都邑，也是潢川出现最早的集镇。置定城县治于南城后，黄国故城即成为农村集镇，现名为隆古集，含有兴隆的古集之意。而堡孜口距离潢国故城仅仅有8公里左右的核心区域内，又位居隆古桂花岭龙岗地的西北部下坡处，寨河、淮河的东岸平原处，自然环境很好适合居住，此处有先人在此居住应该也不会晚吧！
这里历史文化丰富，如集南头的禅堂庙及其传说故事，马投河传说故事，此前发已发过潢川民间故事帖子介绍过，这里不再介绍了。
堡孜口行政区区划历史沿革：明、清至民国初期，这里属于寨河里的寨河店保。民国十三年（1924年）属于潢川县西区寨河店保，民国十九年（1930年）属于一区，1946年废区改乡属光云乡，潢川解放后的1949年2月并光云、江桂两乡改称云桂区。同年5月改名二区，驻余店，1950年区驻地迁隆古。1956年潢川辙区建中心乡，堡孜口为堡孜口中心乡。1959年属于隆古管理区，1960年属于隆古公社，1983年属于隆古乡至今。
1951——1955年潢川政区图。
1956——1957年潢川政区图。
(清)顺治十七(1660)年，孟俊纂修《光州志》卷之二〔建置考〕〔店铺 〕中记载“北路：“滑城铺、寨河铺(堡孜口)接息县界”。
《信阳史志》（信阳地区方志总编辑室，一九八四年第2期），第87页，捻军资料选编(二)《围攻光州之战》记载：“同治四年(1865)十一月初九日寅刻，据探勇回称，贼踪现窜至罗山以北之同忠寨一带，大肆掳掠，边马扰及卑州西北之寨河店等处。查该匪飘忽靡常，势甚猖獗，难保无窥伺城池之意。卑职当即会督同城文武，号召乡团，极力堵御；一面料理守城事宜，将州勇驻扎西北两关，以便追剿；仍添募壮勇五百名，分守南北两城十一门，并飞饬四属一体防备；仍多派勇丁分头侦探”。
“初九日亥刻，据探勇回称，该匪大股已窜至卑境寨河一带，边马离城仅十里余等语。卑职当即会同金游击、闵州判、督率同城文武，分带兵勇登陴守御，并分派绅士分段巡查，以防奸细溷迹。惟在城兵勇无多，止添勇五百名尚不足以资防剿”。
在堡孜口集东三里桥有一块“德政碑”是清咸丰七年(1857)当地豪绅为镇压捻军起义的光州正堂郑松峰而立的。（啥叫政德碑呢?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解释如下：凡为官者清正廉洁，造福一方，曰“德政”；百姓为其刻石立碑，并在碑上刻上纪念性的文字和图画，竖立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称为“德政碑”，专指旧时歌颂官吏政绩的纪念碑。又叫“遗爱碑”或“去思碑”）。
堡孜口古村落东“德政碑”。
“政德碑”辨认出来的部分碑文。
《中国共产党潢川县历史大事记》(1919.5——2009.10)，（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61页，第四章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8—1948.9)中记载：“1月中旬，刘伯承司令员率后方指挥所及一纵实施外线再展开的过程中，在潢川西部堡子口与敌进行了一场激烈战斗。蒋介石嫡系主力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1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堡子口之役，共军向西北撒退，而我向东南追击……高级指挥官指挥之妙，令人莫测高深。如此昏庸，安为刘伯承之对手哉！”
《光州文史资料》第四辑（政协河南省潢川县委员会，1987年7月编辑出版）25页刊登了署名“韩仁秉、张剑声口述 张远记录整理”的文章《 “八·一九”豫南圣道暴乱》，其部分摘录如下： “1950年8月19日夜，在潢川光山、息县三县接壤处的二十一个乡，有三千多名圣贤道道众在匪首赵玉龙，周明德等的煽动和成胁下，悍然发动武装暴乱，残杀我青年团骨干和民兵。当天他们兵分三路，攻打专署所在地潢川和潢川二区(余店)区政府，并抢劫我堡子口粮库，妄图一举摧毁我新生的人民政权，另立“朝廷”，反动气焰甚嚣尘上。这就是闻名豫南的“八·九”圣贤道暴乱。对于这一小撮亡命之徒的阴谋活动，潢川专县公安机关事先已掌握了准确情报。暴乱发生后，又在军分区武装部队的配合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击溃暴乱匪徒。接着各地党政军一齐动手,抓获了一批匪首和骨干分子，同时，开展強大的政治攻势，使那些逃匿的受骗道众先后投案自首，从而胜利平息了达场反革命暴乱。……众人只有靜候。按照事前的分工，此时，另两路人马先后向二区政府和堡子口粮库奔去，他们约定：听飞机场鸣枪为号，同时下手……
……根据上级“要消灭土匪，但不要滋生新匪”的精神，平乱工作组和各地基层政权密切配合，一面组织力量继续追捕匪首，一面对被抓人员进行甄别清理。除有严重罪恶的人外，该放的则释放。同时，工作组利用余店、隆古、堡子口等集镇逢集之机，大力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并利用现身说法，当场实行政策兌现，广泛开展投案自首、交待罪行活动。动员羣众揭露赵玉龙等人愚弄、欺骗羣众，组织反革命暴乱，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通过上述活动，诮除了一般道徒的畏惧心理。短短儿天内，工作组收到黃布条幅多达几筐，一千多人先后主动登记……
……这场波及豫东南三县的圣贤道暴乱，终于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通过平息暴乱，锻炼了千部、羣众,教育挽救了受蒙蔽的教徒，有力地打击了那些妄图颠覆人民政权的阶级敌人。嗣后，公安机关将几名主犯交人民法院审判。不久，赵玉龙、孙登善、徐天宝等七名首要分子被判处死刑”。
《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抗战中的潢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辑（二O一五年七月，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第153页刊登了署名“江力”的文章《 张自忠将军潢川抗战记》，其部分摘录如下：
……（日军）一面从后方调兵将增援，一面狗急跳墙地施放毒气。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毒气散发慢，人极易中毒。守军战斗力受到摧残。有个团中毒牺牲的官兵达三分二以上，毒气在旷野漫延，阵地上战士们的仇恨也在增添，始终没让日军进前一步。
日军无法从正面突破，就调集数千人，用几百支汽艇沿淮河寻机登岸。有一部分在北边上油岗找到上岸处，这直接威胁到一百七十三师的侧背。得知情况后，张自忠立即派一百七十四师去攻击北面之敌。东、北方面正在鏖战，后方已空虚，可在这时，日军又从后方插进三千多人，由西向东进犯。原来这是一股从水路到息县之敌，由潢息交界处堡子口登陆，他们在西线防守薄弱的情况下，直抵县城，途经隆古集时，虽遇到顽强的抵抗，但这只是一个退回休整的连队，仅七十人，在强敌的进攻下，全部壮烈牺牲。县城已完全暴露在日军面前。
县城万分危急，待援已不可能。紧急中，张自忠命余下部队一部回守城防，一部与敌周旋，拖住敌人。另外，还组织所有武装上阵，县城青壮年也踊跃参战，各界父老送衣送粮，大力支援，全城军民众志成城，誓与县城共存亡……”。
1938年9月侵华日军使用的地图上标注有堡孜口古村落地名。
《光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抗战中的潢川》——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专辑（二O一五年七月，河南省潢川县政协文史委编） 第287页刊登了署名“张国珍”的文章《 潢川沦陷时期西北乡的土匪》，其全文摘录如下：
“ 潢川沦陷时期西北乡的士匪
张国珍
土匪——这个骇人听闻的字眼，是旧社会肌体上生长的毒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农民)被这伙毒蛇吞噬。他们烧杀奸掠，无恶不作，无数的财产被他们抢劫和毁灭。旧政权虽然也对他们采取些严厉措施，终因官方不能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收效甚微，有时甚至是“兵匪一家”，共同合伙欺压百姓。
日本帝国主义者把魔爪伸向潢川后，城关居民多数都躲到乡村避难，國民党政权也早已溜之大吉，这时的土匪又得到千载难逢的时机，犹如毒菌一样，从四面八方繁殖开来，城乡群众不仅受到日寇的残杀，也遭到土匪的摧残，所受之苦实乃罄竹难书。现在仅就个人在此期间对土匪残害人所见所闻记述如下，让青年一代知道我们现在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彻底铲除这个旧社会肌体上的毒瘤。
日寇于1938年9月16日(即农历闰七月廿三日)占领潢川，我家也和全城人民一样，到乡下投亲靠友避难。十天后(农历八月初三)即遭土匪的抢劫，他们把我家仅有的几块钱和换洗衣服及棉衣棉被抢掠一空。我们当天即和抢我们的土匪一道来到土匪的老巢——潢川西北乡的堡子口，为什么被土匪抢劫后反而又进到土匪的嘴上?这是因为这一帮土匪抢过你了，他们知道你没有油水了，他就不会再来抢你了，你若是在原地不走，过几天可能又有另一帮土匪来抢你，你若没有衣物和钱财，他可能要对你下毒手。有鉴于此，我们才来到这个虎狼窝。
堡子口——是潢川西北乡的一个较大集镇，距县城35华里，是潢光、息三县交界的地方，群众说这里是“鸡叫狗咬听三县”。日寇未占潢川时，这里并不平静，经常有小股土匪出没，抢劫农民群众。日寇来后，国民党政权逃跑，这里更是土匪汇集的地方，最大的几股是：杨大山，这是潢川西北乡几股土匪中最大的一股，匪众枪支均在其他几股之上，其老巢在光山县城南北，势力也伸向堡子口一带；李栓柱，他的主要势力范围在潢川境内，包括付店、骆家店、两路口、隆古、堡子口一带，抢我家的就是这股土匪；刘少清，他的主要活动地盘是息县坡，即息县以东的新铺街、关店、吴村铺一带；何老小，他的盘踞地是潢川和息县的界河——寨河北段及淮河沿岸，包括潢川的靠山集、息县的临河店等地。他们之间的势力范围，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也有个大体的轮廓，在这一股匪徒的活动范围内，绝不允许另一股来抢劫，美其名曰对农民进行“保护”，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实际上这些农民早就被他们抢干了。
土匪迫害农民的手段是毒辣的，花样也多，大体上有以下几种：
1、抢劫财物：这是最起码的，土匪进庄后，首先就是要钱，金银财宝、钞票、好的衣被等等。好的衣被抢完了，以后再有土匪来，甚至连小孩的尿布也抢。
2、打人：土匪进庄来，如不给财物，他们就把人用绳捆绑吊起来用棍子打，因为土匪们是贪得无厌的，就是你主动将财物给他们，他们仍认为你还有，所以要严刑拷打。直到把你打个半死，看你确实也拿不出东西，最后才饶了你。
3、烤火：这是比打人更残忍的一种手段，一种是把人衣服脱光吊起来，将扫帚点着火往人身上烧，轻的将皮肤烧得起燎泡，重者烧得皮肤冒黄油；一种也是将人衣服脱光，将农民披的蓑衣披在人身上，然后点着火。这两种用火烧人的方法，甚至可以将人烧死，他们还美其名曰“烤火”。
4、强奸妇女：这班灭绝人性的畜牲，进庄见了年轻的妇女就强奸甚至轮奸，不服就打，甚至将人打死。土匪还有一种“文明”的强奸办法，就是如知道谁家有长得艳美的姑娘，便托人去“说媒”。也不管人家有没有定亲，同意不同意，自已有没有老婆，便择定日子，硬把家“娶”过来，搞所谓“明媒正娶”。土匪头子刘少清在三天内竞“娶”了两个新娘，并借机要他的地盘内的农民“送礼”，如违抗不送扎，事后可就对你不客气。农民们真是心怒而不敢言，叫苦连天。土匪们还无耻地说他们自己是“天天过年，夜夜完亲”。
5、拉票：土匪对其抢劫的农户，如果暂时家中确实没有现钱，可他们又知道这一家能够搞到钱，于是临走时就将这一家的主要人员(如老人、青壮年、男孩)带走作人质，这叫“拉票”。并限定几天內拿多少钱到某地去赎，如过期不赎，他们就对人质进行吊打，用土匪的话来说这心叫“捋叶子”。时间再长一些家人仍不拿钱去赎，他们就将人质处死，这叫作“撕票”。
6、贴票：有些人家，夜里并没有进土匪，可是第二天清早开门一看，门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要限几天内，拿多少钱送到某地。过期不送就将他全家杀光或放火烧他的房子。有的怕引起更大的灾难，只得投亲靠友到处借钱给土匪送去。
7、杀人、拔烟囱：有的土匪和某家有仇，除了抢劫财物外，临走还要把其家中的主要人打死，或者把全家的人都打死，这叫“拔烟囱”。也就是说这家没有人了，烟囱也不冒烟了。有一次堡子口正逢集，街上人很多，有一个人正在卖熟食的摊上吃东西，有一个土匪在他背后用手枪“砰”的一声把他打死了，然后扬长而去，没人敢说一句话。
8、放火：至于放火烧房子，对于灭绝人性的土匪来说，则更是家常便饭，一根火柴，就可以使人家财产顷刻化为灰烬。
1938年农历十月初三，日本鬼子撤离潢川城，这些土匪们摇身一变，成了抗日的“英雄”、××抗日游击司令，都自封“三齐王”，并出布告“保护”老百姓回家，实际上，这些老百姓也不需要什么保护了，因为他们的财物早就被土匪抢光了，回家时的老百姓活像群讨饭的“叫花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不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鬼子走后，不管土匪们用什么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的真面目，而国民党政权在群众的强烈呼吁下，只得将这些土匪送上断头台。 摘自《光州文史资料》张国珍，生于1923年，省立潢高毕业，建国前任小学教师，建国后任小学、中学教师，在潢川三中离休”。
1949年9月7日第十九期《豫南人民报》多处刊载：中共潢川地委检查八月份工作，号召迎接群众剿匪反霸高潮；爹娘儿女盼秋粮，武装剿匪才有望，潢川地委号召保护秋收；潢川县各界群众万余人结成反匪反霸统一战线，公审匪霸头子丁少卿。
《潢川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三十编乡镇概况，第731页记载：“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隆古集，属寨河店保(堡子口)……，建国初设二区，1956年分建隆古、堡子口两个中心乡”。
《潢川县地名资料汇编》（潢川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1990年1月出版）第56，57页记载：“隆古，有人口180户1283人。堡子口，有人口379户1749人。”
从以上这些书籍资料里记载，可以看出1990年之前的很长时间内堡孜口是隆古乡及潢、光、息三县交界的主要中心集镇，历史悠久，自古是兵家争夺战略要冲及解放前土匪的活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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