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尊前谈笑人依旧 悠悠潢水故人情

尊前谈笑人依旧 悠悠潢水故人情

——我所接触的原潢川地委的部分领导们

黄振国

“大别山上红旗飘，淮河两岸尽朝晖”。最近，看了不少市政协委员、潢川知名文史工作者杨峰先生关于原潢川地委机关及其领导人（1949.1-1952.10）的回忆文章，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和浓厚兴趣。我觉得作为一个潢川人，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所知的有关的人和事记录整理出来，以献给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我1952年出生于潢川农村，1972年6月由村会计选拔为国家干部后被分配到县委办公室工作；1978年5月调至信阳地委办公室，后又到信阳行署办公室工作直至1985年8月。在这十几年中，我从一般干部到干事、秘书、秘书科长，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随当时县委、地委、行署的主要负责人做秘书工作。这样的因缘际会，也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时间见到、听到一些历史人物的故事。按照政协文史资料关于“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的要求，现不揣冒昧，回忆整理如下。

1949年1月31日，潢川解放（信阳是1949年4月1日解放的），撤销了鄂豫区所辖的一、二专署，新成立了潢川地委、专署、军分区、管辖潢川、光山、新县、商城、固始、罗山、息县（淮滨县是1952年8月才成立的）。1952年10月，信阳、潢川两个专区合并为“信阳专区”（据说潢川专区被撤销的原因之一是“不通火车，交通不便”），管辖现今的信阳、驻马店地区。在潢川专区存在的三年多时间里，对当时部分主要领导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地委书记刘毅、地委秘书长刘蕴夫妇。我参加工作不久，就听一些老同志讲，建国前后潢川地委书记刘毅，他的夫人刘蕴是地委委员、秘书长，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文化水平很高。刘毅1952年离开潢川后，调任北京地质部任办公厅主任，1957年错划为右派，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在劫难逃，于十年浩劫中去世，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昭雪。1979年4月，我跟随地委书记刘庭璋（地委第一书记魏玉高到中央党校学习，由刘主持地委工作）到固始县调研工作。一天下午接到地委办公室电话，说原潢川地委书记刘毅（潢川地委于1952年10月并入信阳地委）要在北京开追悼会，邀请刘毅曾工作过的单位参加。刘庭璋书记在潢川地委期间，曾任专署公安处副处长，刘毅不仅是他的老领导，也是他们1947年8月随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的老战友。刘书记看完通知后很激动，连说：好！好！这样可以告慰老领导的在天之灵了，于公于私我都要去参加。第二天上午，刘书记带领我们专程绕道到固始南部武庙乡的大别山上，各挖了两株兰草花、映山红带到北京，献给刘毅书记。参加追悼会的同志，特别是曾在大别山区战斗过的人们睹物思人，感到特别亲切、激动，都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艰苦岁月，又见到了那里的父老乡亲……。

二、专署专员刘名榜。刘名榜（1902-1985），新县郭家河乡人。1949年2月后，历任潢川专署专员、中共河南省委纪委书记、省委常委兼政法委员会书记、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第三、四届政协副主席、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8年6月5日，我当时在地委办公室工作，跟随地委第一书记、地区革命委员会主任魏玉高、军分区政委黄洪荣专程到新县，参加6月6日召开的“纪念学习井冈山、开辟柴山保革命根据地50周年大会”，省人大副主任刘名榜出席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刘老（以后几年多次见到）。刘老当时年事已高，很怀念家乡，一年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新县度过的。我们当时都住在县委招待所，那时领导没有官架子，很平易近人，都在同一桌子上吃饭。当他获知我是潢川人时，唤起了他在潢川工作几年时的美好回忆，很高兴的、时不时的向我问询一些有关潢川的老人、老事、老地方，我也按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原则如实奉告。刘老很慈祥和蔼，拄根拐杖，一口新县话。我跟随领导每年大约有四、五次都能在新县或信阳见到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1947年秋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在光山南部接见了时为地方主要领导人的刘名榜，赞誉他为“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榜样。1957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很著名的电影《五更寒》（编剧史超、导演严寄洲）。影片中的男主角——县委刘书记的人物原型就是刘名榜。该片曾荣获“全国优秀电影剧本奖，”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三、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熊作芳（1913-1994），新县周河乡人。1949年2月后，历任潢川军分区司令员、副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我曾有幸三次见到熊将军。第一次是1986年9月，我时任潢川县委副书记，熊老在1952年离开后首次故地重游，我陪他在潢川呆了三、四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有：一是他专程到县人民医院南院（当年潢川军分区所在地），探望他当年住的“小洋楼”，他说他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此诞生的。二是到县飞机场（现今人武部、县体育中心）一带现场查看。当时，县委、县政府正在为争取飞机场（军用性质、由武汉军区空军管理）转为地方民用而努力。后来，熊将军为此操了很多心，帮了很多忙，终于玉成此事。三是他到南北二城很多地方看望，边走边说当年的情况。四是他在县委招待所接见并宴请了当年潢川京剧团的女一号等著名演员。熊老酷爱京剧，经常看她主演的戏，二人很熟悉，相谈甚欢。第二次见熊老是1989年5月，我当时已调至淮滨县委工作。熊老这次又到了潢川，得知我已调走，由于第一次相见时很投缘，印象良好深刻，于是他专程到淮滨看我，令我诚惶诚恐，感动万分。第三次是1993年10月，我当时已调任光山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到山东济南去看望、慰问光山籍的老红军、老首长。借此机会，我又专程去拜望熊老。他一见到我高兴得很，问了很多情况，并盛情招待了我们一行人。

四、地委副书记马一鸣。1990年秋天，我在淮滨县第一次见到并接待马老。据相关人员介绍，马一鸣同志离开潢川后到东北工作，离休时是黑龙江省某大型农场的负责人，人生仕途很坎坷崎岖。由于他对大别山的特殊感情，离休后要求组织上把他异地安置到信阳地区干休所，以方便他到曾战斗过的地方经常走一走、看一看。这次我陪他三天，除看了淮滨及周边一些地方外，还专程到安徽阜南县的地理城、王家坝等地。在几天的接触中获知，他当年曾任潢川地委副书记兼“剿匪”总指挥，指挥部就驻扎在息县乌龙集（今淮滨县城）。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平息了匪患，给人们带来和平安稳的生活。

除上述潢川地委的部分领导外，我还接触到张延积、汤鲁英等人。一、张延积（1921-2005），山东肥城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曾任信阳地委书记（上面设有第一书记）几年，我曾多次见到他。1986年秋，他专程到潢川，我陪他几天，看了很多地方。据他讲，1947年8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他被任命为潢川县委书记。但没过几天，由于敌人追赶，只好又随部队到了安徽金寨，被任命为金寨县委书记。他笑着对我说：我这个潢川县委书记是过路的、短暂的，因为战争原因，没有为当地人民做多少事就走了。张老最后任河南省委副秘书长，离休时享受副省长级别生活医疗待遇。二、汤鲁英（1918-？），山东郓城人。潢川地委时期，他任专区法院院长。潢川地委并入信阳地委后，汤老被调到北京中央政法委，1958年又调到青海省，最后在省文化厅长位置上离休。1987年5月，汤老在上海参加文化戏剧节后，专程赶到潢川故地重游。在潢川的二、三天里，我陪他走了很多地方。他说这是1952年10月离开之后，时隔35年第一次回来。他专门到县人民法院（县政府大门口东侧）去看一看，见到了当年专署法院的一些老房子，还有二名老法院工作人员，汤老显得十分高兴，开了小座谈会，拍了一些照片。他激动风趣地说，我虽然离开这里30多年了，但一直在深深怀念着，这次抽空来就是“了却心愿”，以后也“死而无憾”了。三、李晓明同志，先后任固始解放后的首位县委书记、文化部文艺局长、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78年秋天，他回固始探亲访友、体验生活。我跟随地委领导专程到固始看望他，相处了几天。多年来，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其代表作是反映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平原枪声》。李老由于在此战斗、工作了几年，先后创作了长篇小说《破晓记》、《风扫残云》等，再现了当年大别山区的烽火岁月、风土人情，是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四、在潢川地委时期，马龙山先后任刚解放的光山孙铁铺区委书记、光山县委副书记、书记等职。在1960年的“信阳事件”中，他因犯了严重罪行而被“双开”、法办。刑满释放后，被安排到淮滨县农场当一名普通农工。1988年春天。我在淮滨县委任职时主管组织人事、纪检统战等项工作。在此期间，马龙山多次找我，反映农场经济效益差，自己基本生活难以保障。经过接触了解，获知他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初期也为党、为人民作了大量工作，刚到光山时差一点被“小炮队（土匪）”打死，尤其是他的认错、认罪态度好，不埋怨、不狡辩、不翻案。有鉴于此，我主持召开了有组织部、纪检会、县法院、人事局、民政局、农场主要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把马老作为“特殊人物”进行特殊对待。经会议讨论协商并报县委批准，发了一个《会议纪要》，主要内容是由县民政局从“社会救济”专项资金中，每月发给生活补助费80元，直至去世为止。马老的问题解决后，他又专门找到我，说了一些客气、感谢的话。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些老首长、老前辈们，他们是新中国的创建者、见证者、奉献者，是真正的革命的老黄牛、拓荒牛、孺子牛，作为晚辈后生，我谨以此文向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致敬，同时也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2021年早春二月于茶城信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