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鸿昌之女吉瑞芝曾经编写的有个《吉鸿昌生平活动年表（1895年—1934年
）》，其中收录的1930—1931年的活动如下：
1930年（35岁）初，吉鸿昌到陕后，因“赤化”之嫌，被免去十一师师长职务，调任西北军总司令部副官长。后由于十一师官兵反对，复任吉为十一师师长。此时，吉鸿昌在部队地下党负责人李子纯等帮助下，创办进步刊物《铁军》。
春，冯、阎、蒋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作战，曾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的收买、分化、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四分五裂，终归失败。冯玉祥之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为蒋介石收编。九月，吉鸿昌所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同时兼任陆军第三十军军长、第三十师师长。率部屯驻豫东南潢川、光山一带。十二月，蒋介石纠集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同时严令吉鸿昌率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要他到三道河攻打红四方面军。在三道河他给苏区领导写信，表示决不与红军打仗。
通过部队中地下党员的联系，吉鸿昌化装进入鄂东革命根据地，与根据地负责同志会见并长谈。临别时将自己所带“水晶养目镜”等物赠送徐海东等同志。
吉鸿昌回驻地后不久，即假称有病赴沪就医，其间与中共中央军委发生了联系。1931年（36岁）三月，率部驻扎光山一带。此时，吉鸿昌受党的影响与帮助，提高了觉悟，撤兵罢战，拒绝剿共，并准备弃暗投明，把部队拉到根据地。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多次联系。吉鸿昌拟举行潢川起义。七月左右，吉鸿昌派亲信携其亲笔信，秘密进入鄂豫皖根据地协商起义之事，遭到张国焘左倾关门主义的拒绝。蒋介石对吉鸿昌的行动有所觉察，即派冷欣任特派员驻吉鸿昌总部监视，冷欣软硬兼施，督吉出兵“剿共”，同时向吉的部队派进特务，收买了吉的部将张印湘。然，吉鸿昌仍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
九月，由于冷欣、张印湘告密、潢川起义流产。吉鸿昌被蒋介石撤职，以考察军事为名被强迫离开军队，出国游历。 “九一八”事变后，吉鸿昌要求留在国内抗日，蒋介石不准，并派特务将其妻胡洪霞先行送上船，吉鸿昌不得已含恨挥泪登船。出发前，吉鸿昌写信给冯玉祥，劝其举旗抗日。
九月二十三日，吉鸿昌等一行四人乘美国塔夫脱总统号轮船出国。二十五日到日本。……
从年表可了解到，吉鸿昌1930年9月，“率部屯驻豫东南潢川、光山一带”，到1931年9月23日被迫“以考察军事为名被强迫离开军队，出国游历”。
1930年，吉鸿昌在潢川与三十师士兵合影
原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路耀林在一篇1984年3月24日于武汉的《回忆吉鸿昌从事革命活动的几个片段》文章中，曾介绍了吉鸿昌“潢川起义未成，宋埠兵变遭败”的经过：
吉鸿昌率领部队开到潢川后，蒋介石派特务冷欣来部队任高级参议。吉鸿昌注意了要部队提高警惕，防止特务分裂部队。当时潢川与鄂豫皖苏区根据地仅一河之隔，凡是部队抓到苏区那边的人，吉鸿昌都亲自谈话，请吃饭，然后送回去。他想方设法与苏区联系，并且还化装亲自到苏区去了解过情况。后来，蒋介石几次来电，要冷欣督促吉鸿昌剿共。吉鸿昌要一部分部队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攻打潢川，又派部队迎击，以蒙骗蒋介石。后来，被迫出发攻打苏区，也是以打打虚枪，故意丢些枪支给红军，兜个圈子回来。有一次，吉鸿昌在潢川东郊大操场上对旅长彭国桢讲，我们的出路、前途在那边。他还用手指指苏区的方向。在潢川驻扎期间，吉鸿昌还曾联络刘镇华、商震、孙殿英和韩复榘等人准备进行第二次讨蒋，计划先拿刘峙开刀，消灭武圣关以北的蒋军，然后挥戈直取武汉。由于刘镇华告密，二次讨蒋计划没能实现。刘峙派人到潢川要对商震等人下毒手，被吉鸿昌顶了回去，他义正词严地说，我不能出卖朋友！弄得刘峙的代表灰溜溜地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吉鸿昌命令我组建游击大队，住在光山城南河边，对岸就是苏区。当时，我的任务就是接送来往苏区的人员。一天，地下党通知我，让吉鸿昌选择个日期到苏区看看，不几天，李子纯告诉我，近一、二天晚上有人去苏区，要我很好掩护。不久，我就护送吉鸿昌过河到苏区，吉鸿昌的来去都经过我们的防地。吉鸿昌从苏区回来后，决定组织部队起义，参加红军。一九三一年夏，部队正积极准备行动时，遇到罕见的暴雨大水，部队下不了山，出不了城，急得吉鸿昌下令对空打炮。待到水退后，蒋介石已调了十几个师到潢川周围，吉鸿昌感到事不宜迟，决心将部队立即拉过苏区。在九月的一天，吉鸿昌将部队集合在潢川城南大操场上，宣布部队开往苏区。由于早已被冷欣收买的第三十一师师长张印湘跳出来反对，第三十三师师长葛运隆怕到苏区吃苦也不愿意，只有旅长彭国桢一个赞成，但也觉力量孤单，又不敢公开表态，两个师长不同意，这次起义没有能办成。蒋介石此时已闻讯，急派吉鸿昌过去的上司李鸣钟前去分化瓦解准备起义的部队。李鸣钟到部队后，劝吉鸿昌不要起义，要吉鸿昌交出兵权，出国考察，以避风头。吉鸿昌看到起义无望，蒋介石重兵又已逼近，只好被迫离开部队。那时，我正任总指挥部游击大队队长。起义失败后，我被三十三师的康法如旅长扣留了十几天。吉鸿昌出走后，虽恢复了我人身自由，但被开除了军籍。一九三二年，吉鸿昌从国外视察归来，先到上海，后回天津，再到上海，他就是在这期间入党的。吉鸿昌又从上海到庐山见了蒋介石，提出要到宋埠看望伤病员。在吉鸿昌到黄陂县后,又找到我，说：“我现在是和你一样的人了。”（指他也是共产党员了。）这次回来还是想把队伍拉到苏区去。蒋介石为了监视吉鸿昌的行动，通知张印湘及第三十师师长彭振山密切注意吉鸿昌。由于张印湘严密监视，使吉鸿昌无法与部队联系，彭国桢旅长又放弃了对自己部队的指挥权，致使二次起义流产。后来，吉鸿昌只好带上少数几个人去了苏区。
事后，原三十师中一些地下党员被捕，其中燕鸿甲同志（原冯玉祥处的参谋，后派到吉鸿昌部工作。）被解体大卸八块，惨遭杀害；李子纯同志被彭振山出卖给蒋介石，在黄陂县活埋。彭国桢被开除军籍，我和炮兵团团长陈熙连先被扣押七天，以后又都被开除军籍。吉鸿昌到苏区后，受到了徐海东、郑位三等同志热情接待，吉鸿昌将自己最心爱的眼镜送给徐海东同志，后苏区派人将吉鸿昌等送到安全地带，转道上海，返回天津。吉鸿昌回国后，看到日寇践踏祖国大好河山，激起他满腔的爱国之情，他曾向党要求让他重振旗鼓，组织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保卫祖国。党同意了他的要求，让他到泰山邀请冯玉祥下山，重组旧部进行抗日。吉鸿昌曾到泰山向冯玉祥传达党的意见和主张，冯玉祥表示同意我党的主张，后来就到张家口组织了抗日同盟军。关于吉鸿昌入党的事，路耀林在1984年3月24日的回忆文章中说：“
据我回忆，在一九三二年吉鸿昌从国外考察回来，到黄陂找我时，曾透露他是共产党员。到宋埠，吉鸿昌又再次对我和李子纯说：‘
我和你们是一样的人了。’
至于吉鸿昌为什么在一九三三年没有参加抗日同盟军‘
前委’，
我认为对一个具有特殊任务的党员是不会轻易叫他暴露身份的，因为吉鸿昌还需要留在敌人阵营内继续工作，以便团结争取更多的爱国人士参加抗日。因此，我认为吉鸿昌在抗日同盟军没有参加‘
前委’，
是为了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去做，并不等于他当时不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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