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27日，突然向南千里跃进的刘邓大军胜利地渡过淮河，到达大别山区。信阳党史资料收录的《进军大别山电文汇集》中可以看到一件刘邓首长8月27日致各纵队电文：“现我已胜利到达大别山。今后的任务是以不断地歼敌胜利和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来实现创建大别山巩固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可以说，这是一个光辉的时刻，是一个从胜利（千里跃进大别山胜利到达）走向新的胜利（由战略防守转向战略进攻，最终解放全中国的胜利）的时刻。前两年，我在查询过去出版的文史资料时，意外地在1996年出版的第12辑《光州文史资料》中，发现了余生同志的回忆文章，知道刘邓首长渡过淮河后的第一天，住宿在潢川仁和镇杨瓦房村的迎水寺。我沿着这个线索继续搜寻，可以说，余生同志留下的回忆早已不再是有些同志说的“孤证”了——不仅有新的佐证，而且证据之间都有内在的逻辑存在。简述如下：
第一，1996年第12辑《光州文史资料》中，收录有余生同志的回忆文章《刘邓首长过潢川》。
这位余生同志出生于1924年，河北省临城县人。当时任野战军指挥部军政处招待员，在挺进大别山的途中，一直就工作在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等首长身边。解放后任临城县委常委、副县长、县政协副主席等职。余生的回忆，细致的、近距离的描述了1947年8月27日他跟随刘邓等首长渡过淮河、在潢川境内行军，并于傍晚时分在仁和镇迎水寺宿营的经过。
余生同志非潢川籍人士，和潢川无利益关系。可以说余生没有抬高潢川的动机和动力。再说，潢川如果存心作假，不可能是1996年出版了相关资料，二十多年后才被无意间翻到。并且余生同志回忆中描述的
“刘邓首长及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在潢川境内的行军路线和驻扎地迎水寺周边环境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相吻合的。作为一名外地人，如果没有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除了迎水寺正面因为改建学校而修整为水泥路面，被填住了水系，迎水寺左右及背后水系依然完整，左前方另有一片开阔的水域，这都符合曾经水围子的建筑特色；迎水寺四周高高的冈陵，也和余生回忆中“担任保卫工作的警卫二旅五团，在附近的各个山岗上放哨，以保卫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的安全”是符合的；迎水寺解放后被征用为学校，后来因为学校搬迁房产被归还给村民组后，现在依然有香火，依然有清、民捐修寺庙碑刻的存在，这都和余生同志的回忆是吻合的。
迎水寺及周边的高岗
第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编辑出版的第24辑《中共党史资料》中，收录有“关于挺进大别山的一组电报”，其中一件是刘邓首长1947年8月17日致各纵队首长的《我过沙河后部署》电文。电文有如下内容：
……乙、六纵占领项城。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洪河。 尔后全部南下，
占领息县、罗山、经扶，主力位于罗山以南。派一个旅，占领黄安、麻城。丙、二纵占领沈邱。休息两天。以先头旅占领新蔡，控制洪河。尔后留置一个旅，在新蔡及其以南。派一个营，附电台，留沈邱东西地区，游侦警戒。主力南进，占领潢川、光山、商城三城待机。丁、三纵在颖川（阜阳）以西地区，休息两天。以先头旅，控制三河尖东西地区。尔后，除留置一个营，附电台，在三河尖游侦警戒外，全部自择道路，或经霍邱、砚蛮，迅速占领六安、霍山、立煌三城。戊、本部在二纵三纵之间行进。……详读该电文可知，刘邓首长南下途中即提前部署好过沙河后的兵力安排，特别安排了六纵首先占领息县、二纵过淮河后尽快占领潢川、东路的三纵则在三河尖渡过淮河。并安排了刘邓首长和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在“二纵三纵之间行进”。参照党史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六纵、二纵随同刘邓首长及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直属部队渡过汝河后，25日到达息县的彭店，26日六纵一部袭占息县城；东线的三纵一部于23日上午控制了三河尖渡口，并顺利地渡过了淮河。25日攻克固始县城；二纵先头部队26日由华埠口抢渡淮河，进入潢川县境，并于27日凌晨攻入潢川城。这可确定，过淮后的刘邓大军是按照《我过沙河后部署》电文行动的。
也可这样认为，渡过淮河后，刘邓首长及中原局和野战军机关、直属部队就是遵循《我过沙河后部署》的“本部在二纵三纵之间行进”的。考察三纵攻击的是固始方向，二纵攻击的是潢川方向，而刘邓首长在“二纵三纵之间行进”，也就是在潢川和固始间行进，那么就不可能是过淮后直接向南进入光山。参考《邓小平年谱》中“1947年8月29日”记载的部队进入大别山后展开的方向，
“和刘伯承决定：以第一、第二纵队在大别山北部商城、罗山地区钳制敌人，掩护第三、第六纵队分别向大别山南部皖西、豫东展开，创建根据地。”以及余生同志回忆，我们能看出：电文、余生同志的回忆，以及邓小平年谱的记录，是互为映衬，前后符合逻辑的。
第三，1948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南征一年（野直分册）》书中，收录有柯岗同志采写于1947年8月底《红军的妈妈》一文。《南征一年》除了这册“野直分册”，另有几个纵队的分册。该书的前言也介绍了，该书是各纵队的稿件收入各纵队分册中的。也就是说《红军的妈妈》的故事是发生在刘邓首长和中原局、野战军指挥部及直属部队中的。结合余生同志的回忆材料，8月27日夜，刘邓首长在迎水寺安营扎寨。
“8月28日清晨，我们吃过早饭离开迎水寺，向东南方向前进，下午，到达商城县观庙铺。”以及《邓小平年谱》中“1947年8月29日”条目记载的部队进入大别山展开的方向，再参考地图，这个冯北楼正处于迎水寺到商城观庙的中间位置，是必经的路段。早晨在迎水寺，中午在冯北楼，下午到达目的地商城观庙铺。
刘邓首长8月27日渡淮在迎水寺住宿后，第二天的活动轨迹
第四，再回过头看余生同志回忆中，刘邓首长渡淮后“快速向南行军，在骆店西渡过了寨河，从而进入潢川县境”，“转向东行，经隆古、方店附近来到九里沟河边，大家轻而易举地淌水过了潢河。”经七里岗休息后，“接着又沿岗岭一直向南行进”的路线，实际上就是以古光州城为中心的，北上的“开光官道”及南下的“光黄古道”的一部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先头部队可以抄小路攻城略地、抢占先机，而大部队还是严着主要的官道行进？清代“世居光州南城”，住在南湖南岸的才子、后历官至江西布政使、江西巡抚的李嘉乐从弋阳古城出发，向北经息县到开封到北京时，走的正是这条路。在李嘉乐《登桂花岭望光州城郭》诗中写道：
“揖别弋阳城，来陟桂花岭。岭上多白云，望见亲舍影。”
刘邓首长及中原局和野战军指挥部8月27日渡淮后在潢川行进的路线
《仿潜斋诗钞》
有些同志抓住刘邓首长过沙河时是随六纵行动，就想当然的以为，过了淮河，刘邓首长依然是跟随六纵行动。殊不知，刘邓及其直属部队一直是跟着二、六纵队组成的中路大军一起行动的，直到过了淮河，才兵分三路扑向茫茫的大别山的怀抱。信阳党史资料《丰碑》第4辑中，有一篇《刘邓大军过息县》为我们详解了24—26日刘邓首长中路大军到达淮河北岸、解放息县城、前锋部队强渡淮河兵临潢川城下，以及27号清晨刘邓首长渡淮的细节，在
“八月二十六日晚，我中路大军约有七个旅的人马集结在淮河北岸小王湾渡口。”这七个旅，就是二纵3个旅，六纵3个旅，直属部队1个旅
。可以说，除了个别前锋提前越过淮河向南既定的目标攻击外，他们的主力是同时集结在淮河北岸的。再者，潢川是大别山的门户，这在稍微有一些历史知识、历史常识的军事家拟定的进军大别山的路线中，想来，也是绕不开的。我曾经迷惑于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盛度咏《光州》诗中的“山城信夷旷”，当时理解不了，潢川是平原啊，怎么是“山城”呀？再读盛度的《杏亭》一诗，其中又有“弋阳信夷旷，深在乱山中”一句。当我们将视线拉远、拉高，将潢川放在整个中国、整个大别山中，它就是淮西重镇、大别山的门户。上文提到的《南征一年（野直分册）》书中，《红军的妈妈》一文前，就是题为《回到革命的故乡——大别山》的文章；在《南征一年（二纵分册）》第三章“回到革命的故乡大别山”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署名“张纯”的《攻克大别山的门户——潢川城》。紧接着张纯这篇的是《回到革命的老家》。
潢川是“大别山门户”
，是“革命的老家”
，不仅仅体现在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是从潢川进入大别山并以到达潢川
迎水寺作为胜利到达大别山的标志，到后来，为了适应新的战斗的环境，刘邓大军撤出大别山时，亦是经过潢川转战到淮河以北地区的。这都是后话了。以史为依据，以逻辑去推理，而不是想当然。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段光荣而伟大的历程，是否更为我们的家乡而骄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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