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漫忆：三个回忆片段中的王实味
杨 峰
王实味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他却是中国近代史、党史都绕不开的人物。他自认是“忠孝难两全”的孝子，他从1923年秋考取设在开封的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在这豫南小城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起，就一直是家乡的骄傲。
一直想写一篇有关王实味的《光州漫忆》，但却无从下笔。写他的人很多，材料倒是不缺，有关他的资料可以说是车载斗量。2016年，潢川县政协纪念他诞辰110周年，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接近六十七万字的《凋零的野百合花》一书，潢川县文联也同期推出《花乡》王实味特辑。面对这么多材料，反而让我不知该从什么方位去把握或者去作为重点了。面对这么多的材料，我却一直很喜欢其中的三篇。那为什么不与朋友们来分享呢？
这三个回忆片段中的王实味，离我们很远，却又很近……
一
1921年夏，王实味初中毕业，投报开封“预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为第四届英语科新生。是“预校”举办十年间，潢川唯一被录取的，在这豫南小城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
王实味在学校勤奋读书，因为很少参与学校的文艺活动，被同学送绰号“老先儿派”。不幸的是，1923年3月，河南省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停办，王实味原定五年制的学业，戛然而止。同年4月，在河南邮政管理局招考邮务生考试中，王实味以第一名被录取，随后被分在驻马店邮局担任挂号处工作。在这时，他认识了同龄人，河南舞阳县人孟昭瓒。孟昭瓒民国年间曾任河南省政府财政厅长，1949年去了台湾。孟后来以《往事·故人——我和王实味》为题，回忆了他在20年代与王实味在南京的一段“月夜长谈”：
南京同住月夜长谈
……有一天是中秋节，天气晴朗，他忽的向我提议说：“叔玉哥，我俩今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赏月好么？借着赏月我俩也可以作一次畅谈！”我紧跟着说：“很好！我建议提早吃晚饭，饭后我们从汉西门上城墙，沿着城墙散步，向南行一直走到南门。”因为以前我和几个同学星期天这样的走过，城墙上的道路很宽阔、平坦，城外可以看到乡野的风景，城内在夜间可以看到万家灯火，加上一轮明月，非常的美丽，路程约两小时，他很同意，我俩就准时前往。
王实味（这时候所改用的笔名）和我，虽然不敢说是少有大志，可以说都是自命不凡，因为我们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登上城墙，欣赏一些风景之后，他首先开口讲：“现在中国的问题在土地，象我们潢川、商城、光山等南五县的地方，绝大部分都是佃农，也可以说是农奴。因为他们对于地方，应服一切的劳役。地主们遇婚丧事故，他们必须任听呼唤，而且每年4节，又必须送重礼。但是他们平时的收入，仅可糊口，象这种情形公平么？这种制度还应当存在么？”
“在我们舞阳县一带，这个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多半是自耕农，不过贫富不均的滋味，我是尝过的。有一年往县城上高等小学的时候，我的堂兄带了5块银元，我父亲仅仅给我500个制钱（当时制钱是铜铸的，圆形，中间有一个方孔，可以用麻绳把它穿起来，500文为一个单位，一块银元可以换3000个制钱，也称之3吊）。仅仅够3天的伙食，当时我哭着向父要钱，都是婉言拒绝。这时候我心里是多么难过！现在我体会到当时父亲心里的辛酸滋味。”我附和着说。
“帝国主义也需要打倒！”他接着说：“因为现在帝国主义在中国，是明争暗斗的，争夺我们的土地和资源，若不打倒，将来可能会遭到瓜分之祸！”
“邮务局的情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若中国政府的各机关都象邮局一样，我们还有抬头的日子么？”我插嘴说。
接着我又说：“中国的军阀也得打倒！军阀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军队纪律败坏不堪，兵匪不分。像我们家乡一带，终天是派款派粮，十室十空。记得有一次我往开封上学的时候，从京汉铁路郾城站上火车，三等车上是长凳子座位，有一个头戴金边帽的军官，一个人躺在长凳上，占了五六个人的位置，很多人因为没有座位，都在站着。我看到这位军官的旁边还有一个小空隙，我就在那里坐下。不知道怎么的撞到他，他就猛烈地照我的身上连踢两下，我当时据理力争地说：‘你一个人怎么能占几个人的位置？’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解下皮带向我打，幸亏有一个老者拦住说：‘老总！看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不懂事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才幸免于难！”
“军阀的祸国殃民，真是可恶之极！”他跟着我说：“在留美学校法文班里，我有一个同学郭某，沁阳人，到开封上学的时候，途中住在一个客栈，忽然来了一个军官，带着几个马弁（即卫兵，是当时的名词），要他让出房间来，他不肯，结果这个军官叫他的马弁把他的行李摔出去，并且遭到一顿毒打；到开封之后，他愈想愈愤慨！最后决定退学，往广州考黄埔军校去了！”
这时候正是皓月当空，清风徐来，从城垛上向外看，可以看到白色茫茫，很宁静的乡野景象。在城内虽然是灯火辉煌，但是闹区离城墙尚远，所以噪杂的声音，仅是隐隐约约地听到。在城墙上充耳所听见的，就是秋虫在叫，好像是我俩的谈话，引起了它们的共鸣，而附和我们的意见。政治思想所见不同
我们的谈话顿了一个时刻，因为这时候的中秋夜景，实在太美丽，不欣赏太可惜了！但是，实味好象是唯恐所谈的话题中断，所以随后又说：“刚才谈到中国的病患，不过是几个大的例子，实际上问题太多了！不是仅凭你我两个人奋斗的力量就可以达到的。我的意见是必须有一个组织，而且是现成的组织，因为由我俩发起组织，新起炉灶，时间已来不及了！”我听到这话之后，也是迫不及待地问他：“这个组织必须是个大组织，大的组织就是政党。现在的政党有国民党、共产党，你以为应参加哪个政党？”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共产党。”他很坚定地回答我。“因为共产党是国际性的，现在的策略是，打倒帝国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用阶级斗争的方法，消除贫富阶级，并且土地国有，地主阶级也就不能存在，它的目的是无国界、无种族的差别，肤色的轻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世界，还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么？”
“你说的就是中山先生所说的大同世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达到，可能几百年，也可能永远达不到！我的意见是做任何一件事，必须有步骤，登高自卑，行远自迩，欲速则不达，所以我很赞成中山先生的由军政、训政、而宪政，把中国建立成民主自由、富强康乐的国家之后，再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世界大同之路，中国现在是一个病夫，即贫又弱，如何可能跟人家携手谈平等？况且，一个国家要想领导世界，都有他号召的方法，象英、美、法诸国，所谈的都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骨子里还不是帝国主义？苏俄现在是这样号召，将来如何能保证它不走向新型的帝国主义？”我含有反驳意思的回答。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继续辩论着说：“中山先生为什么让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请鲍罗庭先生作顾问，采用共产党的方法，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的改组完全是抄袭共产党，不过是学的不彻底，而且中山先生遗嘱上所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指的就是俄国。”
“中山先生虽然说过民主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我读过三民主义的全书，前后对照，绝不相同。而且容共与参加共产党不同，中山先生若是赞成共产党，为何不将国民党改为中国共产党，而他担任主席？中国所有的政治家，我最佩服的就是中山先生，他有学问、见解、魄力，而且有计划、不自私、不争权夺利。他若有权利的观念，为什么民初把总统的位置，一句话让给袁世凯？所以我想中山先生领导的党是正路。”我继续地解释。
“话扯得太远了！”他接着说：“总而言之，我相信人类完全是经济环境的产物，经济环境（物质）叫你捏成圆的，你就是圆的，叫你捏成扁的，你就是扁的。其他都谈不到！”
“衣食足然后知荣辱，物质条件当然是很重要的！”我附和着说：“不过精神方面，也很重要，人与人之间，只知道讲物质上的利害，其结果，真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
他最后说：“叔玉哥！你的思想上有一个阴影，所以我说的话，你不能完全同意。不过，有一句话，我想你不会反对的，就是我们为真理，应当努力奋斗，牺牲一切地追求它！”
谈到这里，我们已经走到南门，时间已经很晚了，赶紧下城雇黄包车回家。从此以后实味、梁夔和我，每天仍然是谈笑自若，经济上仍然不分，很快乐地过着。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不再谈政治。……
不久，我到英国去留学，音信从此断绝。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实味与孟昭瓒这对好朋友“音信从此断绝”，绝无悬念。这可以说从南京城墙上月夜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了。二
1
925年夏，王实味攒了一笔钱后，从邮局辞职，被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录取。1926年1月，王实味在北大党支部干事、河南老乡陈其昌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认识了当年由湖南考入北大文科预科的李芬。1927年春，北大党支部书记段纯粗暴地批评了王实味对李芬的追求。随后不顾白色恐怖，召集联席会，专门解决所谓王实味恋爱事件。会上，段纯、陈其昌、王凡西等与会人员均做发言，大家程度不同的批评了王实味，但都不支持段纯书记的“卑鄙动机论”、反对把王实味开除或给以严重警告。会上王实味亦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和意见，表示不再写信追求李芬。同年因积蓄的学费用尽，家庭又无力资助，迫使王实味离开北大，到了南京谋职。1929年春，在南京的北大同学曹孟君家与刘莹再次相遇，二人开始恋爱。
刘莹在王实味冤案平反后，深情地写下了《沉痛的诉说 无限的思念》一文。这为我们今天，了解青年时代的王实味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这次在孟君家里我见到了也在她家作客的实味。孟君说：“王实味在北大时虽遭段纯打击，但他始终是一心向着共产党的，他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
……因该校停办，他又再次失学。为了挣钱上大学，只好去驻马店邮局投考邮务员，幸被录取。在驻马店邮局工作了一年，节衣缩食每月存20元在邮局。他每月只有30元工资，还要寄4元汇父亲，剩下的6元才是自己的生活费。当然他父亲不要他寄钱去，但他总是按月寄去。实味自幼孝敬双亲，对同胞手足十分友爱，在做人的道德上，他受父亲的影响很深。
……我与实味进行了笫一次谈话。我们谈了很多：谈到李芬的牺牲时，他的目光骤然变了，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说听到李芬被害的消息，心中无比悲愤。一方面痛失一位心中十分崇拜的好同志，另一方面又切齿愤恨国民党的残暴，恨不得亲自去跟他们拼，恨不得马上找到党组织，为烈士报仇。但是心中又有矛盾，老父和一家人的生活太艰难，只想先挣一笔钱寄给父亲养老，以尽儿子的义务，然后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
……有一次实味刚得到了30元钱稿费，回到家里马上派用场，拿出一些钱催我马上去买柴、米、油、盐等生活必需品，等我走后他就去还房东的租金。因为他觉得交房租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离家时没有锁门。可是交完租金后回到家推开房门一看，他愣住了，只见屋内有一个人拿若箱子正准备往外走，大白天竟敢行窃！实味气极了，怒目而视地将这个人拦住了。只见这人“扑通”一声跪在地下，他说自己是实在没有办法才被迫做这种事，是头一回行窃。他是个修鞋的，生意不好，不巧儿子又生了重病，无钱求医，才出此下策。、实味心想你骗我是不行的，于是跟着这人一起去他家中核实情况。果然看见一个孩子躺在床上高烧不退，病得很痛苦。孩子的妈妈在哭泣。家中破破烂烂的，情况很是凄凉。实味心中的气愤此时荡然无存，只觉得这一家也实在可怜。便倾囊将口袋里剩下的10多元钱全给了这个鞋匠，让赶快救孩子，并嘱咐他要带孩子去红十字医院，因为若进一般医院，这点钱是不够的。
……由于从东北回来时攒了一些钱，再加上译书所得的稿费，到1932年夏天我们已有存款450多元（银元）。于是实味决定回河南老家一趟，将这笔钱送给父亲作养老费，以了却自己的夙愿，以便此后一心为党工作。
……“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的热浪席卷全国，我和实味一致认为我们应马上到延安去。延安是我们久已向往的地方，那里是革命的大熔炉，是抗战的策源地。当时我确实是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现在想来，实味也许还有另一种心情，他急于去延安可能是组织上安排的。
当我们决定尽快去延安时，我自己又遇到了难题，因为我又怀孕了。有一个孕妇和两个孩子，这一家人怎么到得了延安？于是我要打胎。吃了两付药都不见效，我们着急了。商量的结果，决定让实味先去延安，而我则暂回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又有较好的休息条件，等身体恢复后我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实味送我们到郑州，之后我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而实味则于1937年10月去了延安。
刘莹的回忆，让我们看到“忠孝难两全”中，王实味的选择，也让我们看到了善良的、革命的王实味。1938年10月，长沙沦陷，王实味与刘莹此一别成永恒。
三
萧军和王实味都是延安时期著名的文化人，一个是“文抗”延安分会驻会作家，创作之余还兼任“文艺月会”干事、《文艺月报》编辑和《鲁迅研究丛刊》主编等多项职务；一个供职于延安中央研究院，不到4年便有近200万字的译作面世，包括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论丛》、《价值、价格与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及20卷本《列宁选集》中的第2、4、11卷等。两人在各自领域均有建树，且同为“延安四怪”之一，但素无来往亦无交情，然而历史却玩笑般地将二人拢在一起，谱写了一曲悲欢，也酿就了一段传奇。
冉思尧2014年发表在《江淮文史》第三期中的文章《萧军与王实味“交往”始末》记录了这一段往事：这天，萧军刚吃过早饭，在窑洞外散步，忽然看见王实味正吃力地往山上来，手里还拿着一张纸，看见萧军后挥手向他大声喊道：“萧军，你也是反革命……我也是反革命……我们来谈一谈吧！”
由于两人素无来往，王实味奇怪的举动加上不伦不类的叫喊，令萧军心生警惕，疑心他是来找麻烦或有什么阴谋，开口便骂：“滚！谁是反革命？你再敢上前一步，我一脚把你踹下去！”说着，大步朝他走去。
“呀……连你也不了解我了呀……我就走……这里有一封信你看了就明白……”王实味拄着一根棍子，颤颤地走着，看见萧军怒气冲冲走来，便将信放在地上，怯怯地往回退。萧军拾起信，王实味却又走了回来。只见他头发蓬松，脸色惨白，赤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跟精神病患者一样喃喃说道：“你若是硬骨头，不要把这信给任何人看……”
这时山上窑洞里的人几乎都出来了，用复杂的眼光看着两人。萧军见状，故意大声说道：“信既然交给我，你就随我的意处置！”
“我们还是下山谈一谈吧……”王实味几乎哀求地说道。
“我不想去！”
“哈哈哈！”王实味大笑着说，“避免嫌疑么？”
“不错！”
看到萧军态度如此坚决，王实味颤悠悠地下山了。快到山脚时，他又停下了，转身说道：“你也说一句啊……刚才你不是骂我……好使我心安……”
“只要你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刚才就不是骂你。”萧军低头看着王实味留下的信。
“你不是反革命啊！”
“好！我也不是在骂你。”
王实味听罢，顺着山脚小路走进了地里，坐在一匹石马上。萧军回到山上窑洞，善良而细心的夫人王德芬听出王实味话音里似有感激之意，因而小声嘀咕萧军刚才有些过分。萧军并没解释，心里默默地想着：“她不明白，不这样处置，如果我像一个朋友那样接待他，那会生出一些可憎恶的谣言，这对我斗争是一种妨碍……我必须要这样无情地做啊！”待他细细揣摩过信后，反倒觉得应该和王实味谈谈，于是在半山坡上向其招手：“请你上山来，我们谈一谈！”“你不怕……”王实味摇晃着向山上走，用手比划着自己的脖子，“掉脑袋吗？”
“不要紧的……不至于到这程度！”萧军反而笑了。
王实味语音有些哽咽了，“我不是托派呀……”可是当他走到山路口时，忽然又停住了。“我不上去了，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渐渐明白了，我错了，我不应该把这信交给你，应该交给文抗的支书呀……你交给支书……只许你看，和支书看……不准第三者看……”说完，踉踉跄跄又回到地里。
……
对于和王实味的第一次“交往”，萧军这样在日记中写道：“我对这事思量过了，微微感到一点残忍味的后悔，但我却是应该如此做的。”他并没有将信给文抗支书，而是郑重其事地交给胡乔木，请他转呈毛泽东。
……
5天后，在始终得不到中共中央答复的情况下，萧军在有着2000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宣读了《备忘录》。陈企霞、周扬、丁玲、陈学昭和艾青等党内外作家为此和萧军激辩达6个小时之久（丁玲回忆是9个小时），终以萧军拂袖离场为结局。事后萧军去信胡风，将此事称之为“以一对一千”的“会战”，并赋诗一首以表心志：
十月十八日鲁迅先生纪念会归来口占：九秋霜叶充花发，三夏寒蝉噤不吟。物各有时时有序，天中日月自乾坤。然而就在他“舌战群儒”后的第4天也即10月22日，王实味突然又深夜来访。他在窗外喊醒了熟睡的萧军，然后大声说道：“我来劝说你，请求你，马上加入共产党，痛痛快快把自己的错处承认过来吧……不要为了个人的自尊，为了革命的利益着想吧……他们明后天就要讨论我的党籍问题了，我倒不怕他们开除党籍，这样我也不会离开革命工作的……但是我看到19日《解放日报》的文章，那后面伏着杀机啊！我倒并不怕死……但为了革命，也许会牺牲我，我甘愿的……可是叫你转那封信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我的心是为了党的啊！我知道你是对的……你那样响亮地打了他们的耳光……不过他们拿你没有办法……但是为了革命的影响，这样不成啊……你是英雄，是硬的……但我要流眼泪……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要做人所不能做的……”
王实味没头没脑地突然说起这些，让萧军很有些不悦，但随即就平静下来。因为从话音中他听出王实味对有些事还不知情，于是就把中央研究院的抗议及鲁迅纪念会上激辩等事大致讲了一下。两人就这样，一个睡在床上，一个站在门外，大声交谈。……
12月15日，萧军颇为懊恼地在日记开头再次写道：“这又是个多事底一天。”
上个月萧军为“小鬼”（指勤务员）被打骂打抱不平，出手打伤了文抗总务部指导员程追，这本是小事，但程追却在文抗党支部的支持下，向法院提起诉讼，并拒绝和解，萧军这几天正忙于准备应诉材料，不想偏偏这时候王实味来了。他还没进门就表示要和萧军好好谈谈，萧军无奈，于是推脱让他先将文抗党支书郑汶找来，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不想过了些时候，王实味还真把郑汶给请来了。但郑不肯旁听，来了就走。无奈的萧军只得放下手中材料，听王实味说。由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对王实味的批判不断升级。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一开始几乎语无伦次，激动得直流泪，过了好一阵神智才慢慢清醒。
当时对王实味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在《野百合花》等文章中批评了延安存在的不平等现象，所以王实味首先仍从这方面说起：“我最近才承认了这党底进步性……我没了怀疑！我过去对党中央怀疑呀，你想一个党员对党中央全怀疑，这还算一个什么党员！我这个做党员是不得已啊！我不是这样的坯子，只配写写文章……”顿了顿，他又补充道，“我过去对这党是怀疑的，自从有了毛泽东，这党才有了路，有了光明的方向。对于毛泽东的政治才能、主张，我是佩服的，只是对他的个人享受欲太大，老实说我感到不满……如果他能多像列宁那样……‘刻苦自持’就更好了……”
萧军听完他的话，开始发表自己的意见：“你根据了马克思所规定的，一个政党负责人，生活最高不能超过一般工人的标准，否则即剥削。从原则上（讲）是对的，但（要）根据中国革命性质、实际情况……我和你意见相反，应先论事后论人，至于一些小的物质上的享受，把它夸大为缺点，这是你根本的错误……”
王实味点了点头。萧军接着说道：“根据所能取所值这原则，毛泽东他们也应该要生活得好些……为了工作。并且据我所知，他们底生活并不比我们好过多少，那是朴素的，简单的。因为我和他们有过交往，也偶尔吃过饭……”
王实味插嘴道：“我是说除了必须和必要……就不要给别人以造谣的机会啊，为首领要以身作则啊……”
萧军摇了摇头，说道：“不要要求太高……要懂得中国党是不能和外国党相比的，各有强底一面，也各有弱底一面……”
然后王实味谈到自己被批斗后精神恍惚曾3次自杀的经历，又提起萧军最近因打架与文抗反目一事，劝其不要使自己孤立，应和文抗和解，通过担任工作来纠正改造文抗的不合理现象，还要求萧军给毛泽东写一封承认自己错误的信及发表一些拥护“整风”、表明态度立场的文章，并对党重用陈伯达等人表示不满。萧军婉拒了王实味的好意，关于文抗一事萧军表示和中央谈话后再作打算，至于重用陈伯达等人则认为他们过去对革命有功，现在就大处看仍是要求进步的。末了，王实味还劝萧军负起指导一些党员的责任，并表示愿意和其一起负责。萧军则表示：“人要自信，过度自信就等于狂，每个人全应该负起这责任的。”谈话结束后，萧军又劝诫王实味：“你要像鲁迅先生那样坚持韧性的战斗，和自己，和一些坏种、坏现象。同时不要性急，要等待时机。”王实味很感激地离开了。这是两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对面交谈。
此后不久，王实味被关押，次年（1943）4月1日被康生下令正式逮捕。7月15日，萧军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参加抢救“失足者”大会，听康生报告言及王实味是“托派”加特务，回来后在日记中道出自己的担忧：“我推测，如果将来战势紧张，王实味仍顽固不化，他们也许杀了他祭旗……”一语成谶，1947年7月1日，王实味在兴县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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