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州记忆：谏臣汪若霖
杨 峰
潢川明史专家余成水有一篇《忧国忧民的汪若霖》，文章中，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铮铮谏臣跃然纸上，文章高度赞扬了家乡的这位先贤：汪若霖（1569年—？）字时甫，明河南光州（今潢川县张集乡）人。英迈多才，博学能文，于坟、索、洛书无不窥究。19岁时，与父汪治同中举（汪治后官至保定知府）。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授行人（明朝官名，掌传旨、册封等事。凡颁行诏敕、册封宗室、抚谕四方、征聘贤才，及赏赐、慰问、赈济、军务、祭祀，则遣其行人出使），官至礼科都给事中（六科给事中，明清谏言、监察官职名）。万历三十六年，因建言得罪当朝权贵，被罢黜官职，赶出京城，谪颍州判官。不久，在忧痛中病卒。
明万历朝后期，朝廷腐败，民间课税杂多，徭役繁重，民不聊生。每次治河均征民夫几十万，从事繁重的劳动，而朝廷拨发的粮食经过层层克扣，到民众口中已经所剩无几。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加之医药缺乏，大役过后，民夫伤亡过半。对此，汪若霖义愤填膺，毅然上疏《存恤河工疏》，陈述河工种种弊端，大声疾呼：“天下之愚，莫大乎迫用其民。”建议让民夫有劳有逸，“使其踊跃从事”，而不“迫胁晨昏，徒令速毙”，并发内帑万金，太仓粟数万石，数万河工得以幸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汪若霖任户科给事中。不久，便上疏朝廷：“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矛头直指当时的兵部尚书萧大亨，贪赃枉法，通敌媚外，冒领军饷。萧应声落马，但萧树大根深，吏部久拖不决，欲采取冷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汪若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
当时云南监税官杨荣，滥用权力，欺压百姓，草菅人命，蓄意杖杀抗税百姓数千人，激起民变，杨荣被杀。杨荣死后，朝廷听信小人谗言，任命四川监税官丘乘云兼任云南监税官。丘到任后继续搜刮民财，与杨荣有过之而无不及。汪若霖仍不顾个人安危，连续上疏朝廷，陈请罢税，减轻百姓负担，反对丘乘云的任命，朝廷一直没有采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汪若霖任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一直没有下雨，古人迷信，认为天不下雨是奸人当道，激起天怒所致。汪若霖借此上疏曰：“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晙，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上疏最终石沉大海。
对朝廷人才的选拔使用，汪若霖也争之益力。南京户部和工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权臣推荐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子章、故詹事范醇敬。汪若霖认为这三个人品行低劣，各方面能力也不足以胜任，坚决反对，并要求恢复古时的官吏保举连坐的法律规定，被保举的官员枉法，保举人同样要受到处罚：“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万历皇帝采纳了若霖的建议，否决了前所推举的三位人选。
大学士朱赓的女婿张汝霖典试山东，考中的举人居然文章抄袭现象，汪若霖了解情况后，立即疏劾张汝霖典试舞弊，应当严惩。张汝霖因此被停俸。他还曾率同僚揭露京都宦官杨致中强掠民财、草菅人命等十大罪状，要求“将致中革去职衔，敕下法司，从公鞫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当朝宰辅朱赓，时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兼东阁大学士，独掌国政，称独相。其时已七十有二，年迈昏聩，朝政日弛，中外解体，“赓疏揭月数上，但十不能一。”对此，汪若霖坦言上疏：“陛下独相一赓，而又昼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竭力阐明用人、择相、刷新政治的紧迫性，主张选贤相，改弦更张，挽救危局。朱赓见此情形，也主动请求皇帝充实内阁人员，提高行政效率。万历帝不从。
后来汪若霖又上《政本单弱规切时相疏》，希望皇帝能广选台谏触。汪若霖的种种举动，最终激怒了当朝的权贵们，他们集体反击，汪若霖只好辞官回到老家光州，日夜饮酒赋诗，以著作自误。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外库荡然无存，诸边拖欠的军饷已达百余万。再建言，仍没有成功，谪为颍州判官。不久，报国无门的汪若霖郁郁而终。
在明代中后期的官场中，儒家政治文化中的为官本义已经丧失殆尽，很多人将出仕做官当作一桩“买卖”或者“生意”。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面对积弊日深的官场病态，明代的士大夫群体有的消极逃避，有的陷入朋党之争、门户之争，互相倾轧，内斗严重，“建言者分曹为朋，率视阁臣为进退。”
面对国家衰亡，汪若霖痛心疾首，坚持上疏，大声疾呼：“方今纲纪极坏，政事极壅，人才极厄，官职及耗，物力极穷，边防极弊，官竖极横，反侧极多，士大夫几无廉耻礼仪，而民间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国门。”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的铮铮谏臣跃然纸上。
在顺治《光州志》中和汪若霖相关的史料有“卷之八·进士”篇
：“万历己丑科二人，汪治，保定知府，子若霖合传。……”“万历壬辰科一人，汪若霖，礼科给事中”；“卷之八·举人”篇：“万历戊子科三人，汪治（见进士）。汪若霖（见进士）。……”；
“卷之九·人物考（上）·明·汪若霖”篇：“汪若霖，字时甫，保定太守治之子，年十九即与父治同举于乡。治登己丑进士，政绩茂著；若霖壬辰成进士，授行人。自坟、索、洎洛、闽无不窥究。丁酉典试粤西，先是治以甲午典粤西试后，先称得人。甲辰擢户垣，首疏《存恤河工》，发内帑万金，太仓粟数万石，存活数万人。于人才进退争之益力，晋礼科给事，疏《政本单弱规切时相》，冀上广枚卜，选台谏。谪归，饮酒赋诗，著作自娱。”
“卷之十·人物考（下）·封赠（任子附）”篇：“汪良金，治父，赠礼部祠祭司郎中。”
《明史·卷二百三十·列传第一百十八》有“汪若霖”传：
汪若霖，字时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举万历二十年进士，授行人。三十三年，擢户科给事中。言“有司贪残，率从轻论，非律；边吏竭脂膏，外媚敌，内媚要津，而京军十万半虚冒，非计。”兵部尚书萧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议留，若霖力诋部议。云南民变，杀税使杨荣，诏从巡抚陈用宾言，命四川丘乘云兼领。若霖言：“用宾养成荣恶，今不直请罢税，而倡议领于四川，负国甚。乞亟斥用宾，追寝前命。”皆不报。
进礼科右给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范传》，言之不从，是谓不晙，厥罚恒旸。今郊庙宜亲，朝会宜举，东宫讲习宜开，此下累言之，而上不从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变者：税务归有司，权珰犹侵夺；起废有明诏，启事犹沉阁是也。有上屡言之而久不决、下数言之而上不断者：中外大僚之推补，被劾诸臣之进退是也。凡此皆言不从之类。积郁成灾，天人恒理。陛下安得漠然而已哉！”时南京户、工二部缺尚书，礼部缺侍郎，廷推故尚书徐元泰、贵州巡抚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举者不能无私。请自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众皆画诺。宜籍举主姓名，复祖宗连坐之法。”诏申饬如若霖言，所推悉报寝。兵部主事张汝霖，大学士朱赓婿也。典试山东，所取士有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杨致中枉法拷杀指挥郑光擢，若霖率同官列其十罪，不报。朱赓独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独相一赓，而又画接无闻，补牍莫应，此最大患也。方今纪纲坏，政事壅，人才耗，庶职空，民力穷，边方废，宦竖横，盗贼繁，士大夫几忘廉耻礼义，而小民愁苦冤痛之声彻于宇内。辅臣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效之当宁。如徒谦让未遑，或以人言，轻怀去就，则陛下何赖焉？”赓乃缘若霖指，力请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霖谓用人不广，大臣专权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师久雨，坏田庐。若霖复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趋风，其流益甚；意复诋赓及新辅李廷机辈也。三十六年，巡视库藏，见老库止银八万，而外库萧然，诸边军饷逋至百余万。疏请集议长策，亦留中。
先是，吏部列上考选应授科道者，知县新建汪元功、进贤黄汝亨、南昌黄一腾与焉。赓党给事中陈治则推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嚣竞，吏部因改拟部曹。治则怒劾一腾交构。帝以言官纷争，留部疏。廷臣屡请乃下，而责若霖首昌烦言，并元功、汝亨、一腾各贬一级，出之外。廷臣论救，皆不省。若霖遂出为颍州判官，卒。有关明史中汪若霖被贬时“廷臣论救”，我所知的资料中就有一位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历知光山、唐山、秀水三县，“擢授监察御史”，以“直言敢谏”著称的明常州府宜兴人陈于廷，据说，刚刚任命，即论救给事中汪若霖，直言道：
“言给事中汪若霖鲠直，不当黜。”（出自《东林列传·
卷十六》）
商家实名认证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