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 刘名榜初进潢川城

潢川的解放别具一格，是人民群众出城寻找解放军进城获得新生的。熊作芳司令员曾回忆道：“1949年1月30日上午，驻寨河的便衣侦察排送信给我，说住潢川的匪军已经逃跑。第二天，我便带着六团和警卫排向潢川开进。”“我们从西关入城。一进西关，老百姓敲锣打鼓，放炮奏乐，热烈地欢迎我们，场面甚是动人。”熊作芳司令员连夜派人送信给地委书记穰明德、专署专员刘名榜。他们这时仍住在新县李家南冲。穰、刘接信后，于1949年2月1日，率领地委、行署机关赶到潢川城。（1947年11月，鄂豫区党委组建，段君毅任党委书记，王树声任鄂豫军区司令员，穰明德任二地委书记，刘名榜任二专区专员，熊作芳任二军分区司令员。）

 

图为二地委、二分区部分人员在潢川合影

 

刘名榜任潢川专员时，首先就是恢复稳定社会秩序，实行军管建立军管委员会，市民原来干啥还干啥，所有枪支弹药统一交到军管会。他为了做好大军南下经过潢川地区时的支援、保障工作，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各县、区、乡，检查指导工作。对大军必经之地的道路、桥梁、粮草情况，都亲自到现场检查。在修潢川至白雀园之间的桥梁时，他还亲自参加修桥劳动。在他的组织领导下，潢川地区境内大军南下的保障工作做得很好，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刘名榜同志有着宽厚豁达的胸怀，但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让步。 全国解放初期，他任潢川专员期间，当时地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弟弟因 为在他家乡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被公安部门通缉而逃到潢川。那位负责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私自将其弟偷偷关进潢川监狱，以逃避追捕。河南省委得知此情况后，省委负责同志亲自赶到潢川处理此事。除将该罪犯押回原籍交公安部门处理外，对那位地委负责人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刘名榜同志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纪念“大别山红旗不倒的标志人物刘名榜”的《信念的力量》一书，其中对刘名榜初进潢川城，担任潢川专署专员工作有专文介绍。这是我们不可遗忘的记忆。

初掌政权

潢川城是历史名城，古为黄国故地，到明清时期成为豫南重镇，并设行政公署。潢川县城因有河而分南城、北城，中间有座大桥相连，是豫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手工业、商业繁华，素有“小汉口”之称。

刘名榜到潢川那天，是农历正月初四（1949年2月1日），天降大雨，道路泥泞。潢川城里的市民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热烈欢迎地委、行署、军分区指战员进城。人们对刘名榜有种神秘感，因为从土地革命时起，潢川城内多次出现悬赏捉拿刘名榜的告示，到处流传着刘名榜的故事。把刘名榜想象为三头六臂、身材五大三粗、剽悍强势、威风凛凛，是叱咤风云的江湖大英雄；或者是文质彬彬、羽扇纶巾、谋多智广、运筹帷幄的翩翩儒将。根本没有想到眼前的刘名榜，仅是个身材修长、面容慈善、身穿粗棉衣服的农民模样。唯一能标志他身份的是那把斜挎在身上的盒子枪，还有骑的那匹枣红大战马。他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有的人禁不住窃窃私语：“刘名榜原来是位凡夫俗子、普通的人啊！”

下午，地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军管会，由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同志兼军管会主任。随即，研究对潢川城区国民党政府旧人员实行登记、使用、遣返和省、县银行的接收，及政府布告等10项工作。军管会发布安民告示：旧政府职员原地不动，听候分配；商人照常开市营业；学校开学复课；军用物资一律上交军管会；所有反动人员，一律到军管会登记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几天工夫，军管会就收缴了2部敌电台；长、短枪1000多支，子弹10余万发；大部分反动分子自动投案。潢川城内秩序井然，呈现出空前繁华的局面。有些知名人士伸出大拇指夸奖说：“共产党看来普通，但还真不简单，有能耐！”

中原局根据党中央毛泽东1949年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发出了“必须把人民战争进行到底”的号召，揭露美、蒋假和平的阴谋。并且明确提出：“中原解放区在目前战争进程中处于极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在今天以前是南线的主要战场，今天以后是即将到来的大举渡江的前进阵地，将来则是江南作战的主要后方。因此，我中原全党、全军必须百倍加强后方工作，发挥我们的全部力量，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智力，来有效地支援战争。”

刘名榜等领导同志进入潢川城后，立即响应中原局的号召，把工作重点转到支前上来。

潢川地委根据工作需要，决定除留少数同志坚持机关工作外，主要领导都要下到各县检査、督促支前任务。同时，特别强调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支前运动，并利用原来开明绅士、保甲人员，大力吸收知识青年以及各种人才参加支前。各武装部队的活动也要服从支前的需要，对主要交通干线两侧之土匪进行清剿，以保证支前工作顺利进行。

3月18日上午9时，准备南下渡江作战的陈赓将军，率“二野”第四兵团进入潢川县城。专署专员刘名榜等领导同志热情迎接，将陈赓将军安排到南城福音堂里居住。下午，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地委书记穰明德、刘名榜等领导同志向陈赓首长汇报了工作。夜晚，刘名榜邀请陈赓等首长在专署礼堂，观看潢川胜利京剧团的慰问演出。演出的是《陈州粜米》，主要内容是反映北宋时期，陈州地区大旱3年，百姓闹饥荒。丞相范仲淹上书皇帝恩准赈灾，开仓粜米。结果贪官污吏从中抬高粮价牟利，还打死了反抗的群众。这一命案被清官包拯明察暗访，处决了贪官污吏，受到百姓好评和赞扬。此戏剧以古喻今，革命胜利了，当官应该为民作主，为百姓谋幸福。

陈赓将军对潢川地区不陌生，他回顾了十七八年前在鄂豫皖区参加反“围剿”的情况。在“潢光战役”中，他于潢川的亚港、双柳树镇、仁和集、江集、豆腐店等地歼敌数千人。又想起在扶山寨阻击战中的壮烈场面和负伤的情景，感慨万分。看到当今解放的潢川县城，他心中充满无限的喜悦。他还通过潢川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了解到地方的军情、匪情，并对剿匪工作作了三条指示：一是政策上应该分化瓦解匪顽，争取大多数，孤立匪首，严格区分匪首与匪众界限，宣传党的宽大政策；二是放手发动群众，使顽匪失去依托；三是要利用剿匪战术，重点肃清匪的地盘，使其无巢窝可藏，而后再加以合剿穷追，匪患可平。

3月24日下午4时，刘名榜陪同陈赓将军到新县城检查支前工作。新县县委、人民政府举行了热烈的欢庆大会。为了保证陈赓兵团顺利通过，新县县委、人民政府动员了3万多名民工，对境内南北公路进行了修整，特别是原来被敌人破坏的很多桥梁涵洞，工程任务十分艰巨。其中新县浒湾大桥，原国民党用了3个半月还没有修成，而人民政府却用半个月的时间就修好了（包括其他15座桥梁）。1949年1月至3月，新县人民政府共动员支前民工达12.4万人次，筹集支前粮食131万斤，还有大批物资。

陈赓看到后，对刘名榜和新县县委的卢盛亮、邱进敏等领导同志说：“你们干得好！我要报告党中央，让中央为你们记大功！在穰明德、刘名榜、熊作芳的领导下，全区的支前活动热烈而紧张地进行，各级都建立有支前司令部、供应站，日夜抢修公路和桥梁。人民群众像当年爱护红军一样，准备了雨衣、雨伞，搭起彩楼，设立茶水站，使南下大军一进入革命老区，就有走进家门之感。同时，全区开展了“剿匪反霸”斗争，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畏罪潜逃的反动骨干，以及继续与人民为敌的残渣余孽，进行猛烈的进攻。

 

从左至右：邱进敏、刘名榜、汤卢英

潜伏在潢川城内的一个特务，与张大学土匪相勾结，准备里应外合夺取潢川，气焰十分嚣张；国民党派往大别山的反共总司令汪宪，鼓动部属，狂妄喊叫：“学习刘名榜，坚持20年！”

刘名榜听说后，轻蔑地一笑说：“我是共产党，他是国民党，岂能同日而语。他汪宪莫说20年，就是两个月也无法坚持，很快就会落入人民的法网。果然，不到3个月，汪宪就被剿匪部队活捉，其总部被捣毁。

1949年5月，鄂豫区撤销，原二地委、二行署、二军分区合并为潢川专区。地委书记刘毅、专员刘名榜、军分区司令员熊作芳。下辖潢川、光山、固始、息县、商城、新县、罗山等县。

为了迅速彻底肃清匪患，给人民群众营造和平安定的生活局面，刘名榜经常协助熊作芳指挥部队剿匪，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调查匪情，制定方案。

盘踞新县与商城之间的大土匪张继武，老谋深算，诡计多端，拉扯国民党军残部三四百人，时集时散，以高山密林为依托，继续与我新生政权和人民武装为敌。他自称反共司令，暗地杀害我党员干部，威胁群众，我剿匪部队多次对他进行围剿未果。

8月中旬，大别山区剿匪进入高潮，鄂豫皖三省在武汉召开剿匪会议，决定成立三省剿匪总指挥部，司令员王树声。下分皖西、鄂东、豫南三个指挥部。豫南指挥部是熊作芳任指挥长。剿匪部队还有解放军一二六师，师长胡继成。军分区指战员、城市工人纠察队和农村基干民兵也都参加了剿匪。

9月，刘名榜亲自找新县县长邱进敏，召集新县人民武装大队及 沙窝区武工队负责同志，研究捉拿张继武的战斗部署。根据张继武贪酒好色的恶习，刘名榜和邱进敏找县大队一连副连长扶厚华布置任务。刘名榜说：“活捉张继武，是彻底消灭这股土匪的关键行动。他阴险狡诈，心狠手毒，你们一定要谨慎，见机行事，防止打不了蛇、反被蛇咬！”

扶厚华，外号“苗子”，中等身材，精明强悍，原来是名猎手，被国民党抓过壮丁，后来跑到刘名榜领导的游击队里，又是一名好战士。他遵照刘名榜的指示，选择了20多名精明强干、武艺高超的战士，明察暗访，深入虎穴，趁其不备，终于生擒张继武，为民除害，大快人心！军分区首长当即给扶厚华记功嘉奖。

1949年，全区军民共计消灭土匪2万余人，收缴枪支4万余支，战果辉煌。新生的人民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

 

河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潢川代表团全体合影

建设新家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举国上下热烈欢庆。

刘名榜此时任河南省潢川行署专员。潢川地、县两级党政军领导同志及各界群众在城关卢家大田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在万里晴空。到处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人们欢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欢唱着《解放区的天》：“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刘名榜也沉醉在欢乐人群的喜庆和幸福之中。

新中国一成立，百废待兴。刘名榜有很多工作要做，但首先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进行土地改革，这也是翻身农民多年的期盼。可是有的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到头了。有两个长期跟随他的战士，向他提出请求：“老领导，革命胜利了，天下太平了，我要回家娶媳妇，分田、种地、盖房子。刘名榜没有答复他们的请求，他们就留下武器，悄悄地走了，不辞而别。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同志提议，把他们抓回来，按逃兵处理！刘名榜摆摆手说：“让他们去吧！不过这种逃兵，比起战场上的逃兵，更显得可悲可叹，无知。”通过这件事，他教育全体干部战士说：“过去我们在大别山打游击，环境那样恶劣，条件那么艰苦，每时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们都没有动摇过。为什么革命胜利了，全国解放了，他们反而脱离了革命队伍呢？关键是农民意识在他们头脑里作怪。他们认为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分得两亩地和几间房屋。殊不知，全中国解放，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他的一席话，使同志们豁然开朗。多年以后，当那跑回家的几位老战士生活困难时，找到刘名榜同志诉苦。刘名榜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呀！当年都是坚强的老革命！由于小农意识太重，没有继续革命的思想，才出现这种状况，应该加强教育我们的干部、战士，为革命奋斗终生。”

革命胜利了，也有少数同志伸手向组织要名誉、争地位、要金钱。刘名榜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严肃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思想，以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和先烈们的英雄事迹教育广大干部，使同志们的思想受到极大震动。

潢川地区同全国一样，面临着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为了争取财政状况的根本好转，刘名榜一面号召全区人民积极发展生产，一面带领机关干部和员工厉行节约。刘名榜身为中共河南省委委员、潢川专员，严于律己，处处为人表率，发扬革命战争年代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与大家一样吃糠咽菜、穿粗布衣服。老家里给他送来的咸鸭蛋，他就拿到机关厨房让同志们“共产”了。他以身作则、严于律己的模范行动，使大家深受教育。整个机关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蔚然成风。潢川群众最看不惯国民党官僚贪污腐化、生活糜烂、奢侈之习。现在见到共产党的干部如此廉洁奉公，联系群众，关心群众。两相对比，对共产党领导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潢川专区第一届农协全体委员合影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决定在广大新解放区的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刘名榜立即组织专署工作人员认真学习《土地法》，召集各县负责同志研究如何迅速、稳妥地在全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他在会上强调，一定要严格执行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的正确方针，要求各级领导要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放手发动群众。他还亲自带领工作组深入到斗争复杂的乡村，发动农民自己起来打倒地主，取得土地。至1952年6月，全区土改工作任务基本完成，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同时，刘名榜还领导了对城市的工矿、交通企业手工业者的民主 改革和生产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精神面貌发生显著变化。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也推动了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运动的开展。交通运输、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局面。

6月中旬，潢川余店区境内与大、小吕河一带的土匪，组织“圣贤道”，蛊惑群众，图谋发动武装暴乱。该股匪活动于潢川、息县接合部的5个区范围内，多达2000余人。暴乱前匪徒绑架我民兵3人，将其中2人打死，夺走3支步枪。土匪准备分两股活动，西股以杨熊山为首带20余人，试图袭击余店区政府；东股以冯世友（特务）为首，带300余人，集结于潢川城北关飞机场，试图突袭潢川地委、行署机关。刘名榜、熊作芳等领导获悉匪徒的行动计划后，果断地采取了紧急措施，派军分区指战员和潢川县武装大队前往镇压。东股匪徒闻我军出城，一哄而散；西股匪徒遭迎头痛击，溃散逃遁。匪首除冯世友逃跑外，其余全部落网。后通过政治工作，瓦解了匪众，平息了暴乱。

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9月15日，美帝国主义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并直逼朝鲜北方，战火迅速烧到中国边境。党中央和毛主席应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金日成的请求，及时作出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策。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发出抗美援朝的伟大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参军参战，捐款捐物。刘名榜带领全区人民热烈响应中央号召投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全区共有数十万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其中有近万名青年被批准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赴朝参战；数百名青年参加了各种军事干校学习。全区各界群众共捐款近200亿元（旧人民币）；捐战斗飞机7架（价值100 多亿元），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广大干部职工、学校、文化团体开展文化宣传活动，演唱着“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卫家乡……”的歌曲。还给志愿军写慰间信40余万封，慰问品80余万件，慰问金2亿余元，为夺取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做出巨大贡献。

1950年年底，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率员到潢川视察，准备治理淮河事项，刘名榜等同志全程陪同，视察了淮河干流，后来根据毛主席“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开始了治淮工程。

1951年2月初，潢川地委、专署学习、贯彻了中南局“十大生产政策”，并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开始了农业生产建设高潮。

3月20日，潢川专区人民体育筹备委员会成立，刘名榜任主任委员，鲁颜卿、陈慧敏、刘朋荪(新县人)为副主任委员。筹委会决定于“五四”青年节前举行全区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会。刘名榜专员指出：“开展新民主主义体育，不仅能增强人民健康，服务于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也有利于培养人民坚强勇敢、刚毅果敢的品质和勇往直前乐观自信的精神。”运动会有球类、田径类等10多个项目，并设有 一、二、三等奖。这次运动会促进了全区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6月24日，刘名榜专员给毛主席报告《鄂豫皖区党的奋斗史》，并于8月18日登载在《潢川导报》（第65期）上。（编者注：应该是1951年6月30日的第69期《潢川导报》。）

8月9日，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到达潢川。在刘名榜和省委苗秘书长的带领下，分赴潢川、光山、新县慰问军烈属和 革命人民。而后军烈属代表向毛主席发出致敬信。同时，刘名榜和周业臣等红军老战士，向中央慰问团提出建设“新县革命烈士陵园”（后为“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的请求。随后中央批准了刘名榜等同志的请求，“新县革命烈士陵园”于1957年动工建设，1958年落成。8月1日，刘名榜在纪念碑上题词：“烈士们以鲜血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用身躯铺平了大别山人民革命的道路，烈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万古长存！”当时陵园里只建设有革命烈士纪念堂和纪念碑。1971年12月，刘名榜又向河南省民政厅提议，在“新县革命烈士陵园”里，增建一座“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室”，以便陈展烈士事迹和烈士遗物，更好地发挥教育后代的作用。陈列室在1973年8月落成，1975年5月正式展出。

9月，刘名榜以潢川专区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名义，做出了《关于土改复查方案报告》，在全区开始了土地复查工作。10月，刘名榜被调到河南省委工作。

1952年12月28日，《河南日报》报道：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信阳潢川两专区合并为信阳专区，专署设在信阳镇。

刘名榜参加革命后，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此，他关心群众，深入群众，爱护群众，处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他一贯的作风。1952年10月，当刘名榜调任中共河南省纪检委副书记就要离开大别山区到开封任职时，潢川人民群众知道他们热爱敬重的刘名榜专员就要离开时，送来了许多锦旗，还有万民伞。《信念的力量》书中说：其中有块锦旗上把他称作“人民救星”。他看到后，认真而严肃地批评说：“共产党、毛主席才是人民的大救星。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工作，我也是老百姓中的一分子嘛！千万不能说是‘人民救星’啊！”

 

 

这块锦旗是“河南省立潢川中学”全体师生赠送的。至今还被收藏在新县鄂豫皖纪念馆中。我为此咨询了刘名榜的孙女刘晓兰女士，刘晓兰说：“交接工作很顺利，只是潢川专署大院陆续来了不少潢川县各界人民群众，拉着刘名榜同志的手，不舍之情溢于言表，很多百姓把刘专员的战斗事迹改编成当地的民间小调唱颂，有人挎着小竹蓝子把自家做的高桩馍、咸鸭蛋送给要走的刘专员，还有不少学校及社团敲锣打鼓送来了各种表彰的彩色绵旗。爷爷每每谈起此时此事，脸上泛起微笑，眯着眼睛仿佛又回到了潢川县城。锦旗有‘大别山英雄’‘人民功臣’‘光荣老红军’等，这面旗帜是百十面中的一面，但这一面锦旗的提法，爷爷最不喜欢了，他说，毛主席才是人民的大救星！并叫我奶奶快收起来！”

刘晓兰女士说：“许多锦旗被我奶奶收卷起来托人送回新县郭家河刘家畈老家交给其儿媳（张德贵）保存起来。后来六、七个孙子女们出生，女伢子居多，就把锦旗拆了，做衣服和花鞋面。七十年代我家保姆汪素珍（潢川县南关人）说，当年刘专员离开潢川专署到开封上住时，城关老百姓可舍不得了，街上热闹的很呀，唱歌的，扭秧歌的还有不少人打着“万民伞”的（我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万民伞，后来电影和词海中查看到了，可是从未听爷奶说过此事，也曾听我的姑爹（芦祖弟、叶启生，潢川县老城关人，爷爷的警卫员）说过当年欢送刘专员赴省城任职的盛况。后来爷爷不许大人们（亲戚长辈）再说此事，但我都记在脑里了。”

抢板凳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