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走了
胡晓川
残冬的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沙、沙、沙......
不知是愧疚的泪水，还是多情的细雨，顺着我的脸颊一个劲地往下淌。在冷风凄雨中，我久久地跪在母亲的坟前，一边虔诚地烧着纸钱，一边如杜鹃啼血般呼唤着母亲：“妈，今天是新年，儿来给您拜年啦！妈，您在天国过得还好吗妈......”
母亲名叫薛继华，1943年10月19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家，因是女孩，且排行老
大，刚一懂事，母亲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母亲虽然没进过学门，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但是，母亲勤劳、节俭、讲道理，讲规矩，深受乡邻的尊重。
三年自然灾害后的1962年，仅有19岁的母亲，带着我姥姥陪嫁的一个木头箱子，与家境贫寒、前途渺茫的我的父亲结合在一起。父亲原在信阳汽车运输公司工作，由于我爷爷是富农的原因，被打压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繁华的城市到贫穷落后的农村，父亲犹如从人间天堂，一下子跌进永世不得翻身的十八层地狱。伤感、凄惨、绝望，他甚至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
在母亲的关心、恩爱下，父亲的心理伤口慢慢得到了愈合，渐渐地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贫穷是多年来困扰我父母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没钱财、没粮食、没衣裳。虽然母亲很勤劳、很俭朴；虽然，父亲有开车、修理机械的手艺，但随着我兄妹5人的陆续出生，家庭负担越来越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农村社会环境越来越差。不准父亲外出，不准父亲参加各种会议，父亲只能呆在生产队里，没日没夜地干着让领导永远不会满意的泥巴活。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母亲成了我家的避风港，成了我们胡氏家族的一面挡风的壁垒。
长期的压抑，使父亲不敢参与社会上的纷争，即使是自己或孩子受了很多的委屈，也没有与人理论的胆量。我清楚的记得，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习非常优秀的我，经常受到生产队几个学习差的学生欺负。原因很简单，我是地主羔子，怎能学习好？为此，老师批评他们，有时还揪揪他们的耳朵。
这可摊上大事了，这群小子要报复我。冬季有一天，这几个混蛋凑在一起， 远远地对我指指点点。我想，我又要倒霉啦！可不？中午一放学，先是一个叫狗蛋的站在校门口对我头部打一拳，接着又对着我屁股踢两脚。亏得我跑得快，少挨了两三下。正当我暗自庆幸时，迎面又撞上学习最差的老驴。这个家伙，心狠手辣，最擅长欺负“地富反坏右”的子女。看着吓得脸煞白的我，老驴对着我脸就是两巴掌，伸手抓走我头上的“火车头”帽子，然后塞进他的裤裆，扬长而去。
醒过神来的我，边哭边喊着老驴要帽子。老驴可是一个坏透的赖货，简直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在我快要追上的时候，只见他从裤裆里把我的 “火车头” 拽出来， 快速地洒了一泡***尿。之后，把我的“火车头”使劲塞进路边坟头的猫洞里。
因为胆小，不敢上坟头掏“火车头”，我只好一路哭着跑回家。早已站在门口的母亲，一见如此这般的我，一把将我抱在怀里，待问明原委后，母亲气得脸如猪肝，“呼”地一下站起：“别怕，儿子，妈妈为你说理去！”母亲火喷喷、如箭般地跑到老驴家，拉着老驴和他的妈，一起找队长，然后又找大队书记评理。自知理亏的老驴，承认了错误，老驴的妈也向我母亲道了歉。从此，再没有人胆敢如此嚣张地欺负我了。
母亲非常疼爱我，但对我管教也很严厉。学习，对孩提时代的我来说，的确是一件苦差事。因为成绩不理想，我挨过母亲的打骂，甚至被罚站一个多小时；因为作业办的潦草，母亲把我的作业本撕得稀巴烂，并把碎片扔到我的头上。每天清晨，母亲早早地把我叫起，赶到学校上早自习；无数个夜晚，母亲点亮煤油灯，把我按在小凳上，坐在我身边，逼着我读书办作业。特别是在寒风呼啸瑞雪漫舞的冬天，我坐在四面通风的茅草屋里，即使冻得脚手通红，即使冻得浑身颤抖，但也要把书读熟，把作业办完，否则，不准钻进被窝睡觉。有时我困了想偷懒，或是提出不想上学去干活，母亲都恼着通红的脸，讲着没有知识但很有道理的话：“儿啊！不上学，不读书，上哪娶老婆？上哪找工作？ ”为改变家庭的困境，一到星期天、节假日，母亲都会给我找活干，以此来挣工分、分粮食。比如，一个早晨必须捡一篮子猪粪，一个上午必须扫一担树叶子，一个下午必须割一筐牛草。当然，母亲奖惩分明，任务完成了，她会奖几分硬币去买故事书、作业本；任务差码大了，她会让少吃一个馍、或少吃半碗米饭。母亲的这一规定直到农村分田到户才废止。到我长大成人后，母亲才告诉我，她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让我不要忘本，要知道父母的艰辛，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到后来，即使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我还要回老家三五趟，参加田间劳作。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考上了乡中学，县城里的重点高中， 最后又考上了省城的名牌大学。母亲，您打心眼里高兴啊！作为贫穷村庄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母亲，又是多么引以自豪啊！在我去上大学的前两天，父母拿出家中仅有的300多元钱，置办6桌酒席，请来亲朋好友，好好的热闹了一番。现在想来，多不容易啊！可以说，若不是在母亲的严管呵护下，我难以爬过求学这段酸楚而又快乐的人生之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兄妹5人逐渐长大。在父母的操办下，我们一个个成了家，又一个个先后走出贫穷的家乡，融入改革开放的洪流。操劳多年，已开始衰老的父母，慢慢丧失了劳动的能力，尤其是父亲，自摘掉“富民子弟”的帽子后，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在当地，在外县，甚至在外省，发挥着驾驶汽车、修理机械的一技之长，在迟来的春天里，加班加点，日夜奋战， 播撒下丰收的希望，不仅改变了贫穷的面貌，而且在生产队率先购买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实现了当时
很时髦的“三转一响”的梦想。但是，由于不分昼夜的奔波劳作，父亲过早地患上了胃炎、腰椎增生等疾病。母亲的健康也令人担忧。1976年9月，母亲生下我的小妹后，因天热，穿单衣，睡凉席，洗凉水澡，落下了严重的风湿病、关节炎。这两个可恶的病魔，一缠我的母亲就是几十年。
2002 年端午节，一大早我就接到父亲的电话，说母亲早晨起床后突然晕倒， 言语不清，行走不便。放下电话，我立即坐车回老家，把母亲接来送到县医院。 经诊断，母亲患的是脑梗塞。为不给我和妻子增添麻烦，母亲在住了十二天的医院后，硬是执着地要求出院回家。
初春的雨渗透着丝丝伤感，弥漫着些许惆怅。深夜，我坐在斗室里，静听雨声，一边抽着香烟，一边流着眼泪。可怜的母亲，出院不到一年，今天又突发了脑梗塞，仍是说话不清楚，行走不方便。母亲，我敬爱的母亲，以后的路怎么走？由谁来长期伺候您？由谁来支撑这个风雨摇曳的家？
多次和妻子商量，数次与兄妹沟通，终于，在200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 我把父母接进了我在县城的家。在妻子、小妹等人的精心护理下，母亲的健康得到了好转。享受着天伦之乐的父母，有了笑声，有了歌声，有了精气神。白天，父母锻炼身体、养花种草。有时，父亲还蹬着三轮车，拉着我的母亲到外看风景。夜晚，父母要么串串门，与老乡们拉家常；要么就是看《还珠格格》、《新白娘子传奇》等电视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2008年重阳节的中午，正在出差的我， 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她说我的母亲在试穿新衣服的时候，笑着笑着就晕倒了。待我下午赶到县医院时，母亲安祥地躺在重病监护室里。据医生们介绍，母亲是因一时激动，突发脑溢血，现已无挽回生命的希望。我请来了在医院工作的几位同学，请来了县医院知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致表示已无回天之力。
夜晚，在救护车的鸣笛声中，我们一起将尚有一丝气息的母亲，护送回她生活 40多年的老家—— —潢川县来龙乡杨双楼村。按照当地的风俗，在老家堂屋的空地上铺上一捆稻草，再铺上草席、被子等，母亲就这样和衣睡在上面。我坐在母亲的脚下、把母亲的双脚暖在我的怀里，借此给母亲传递能量。同时，还一遍又一遍地给生活在外地的哥哥、妹妹打电话，催促他们赶快回家，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
2008年10月8日，清早6点26分。母亲在她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孙子、孙
媳、重孙等人，如鸿雁断肠的声声呼唤中，呼着长气，流着眼泪，黯然伤神地离开了人间。享年 65 岁。
思念就像一座坟墓，母亲在里面，我在外面。母亲走了，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从此，我没有了母亲的呵护，也没有了母亲的叮嘱，更没有了母亲倚在门旁等儿下班回来的身影。
逝者如斯，滴血泣泪。儿子祝愿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在天堂里永远快乐、永远幸福、永远安康！
（作者系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潢川县电视台台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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